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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蓝天，钓几尾闲鱼，品人生滋味；心游尘外，温一壶老酒，约三五挚友，笑谈人间百态。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知足常乐善待自己！
〔欠扁〕2006中国十大狂言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6-12-23 07:23:38 / 天气: 晴朗 / 心情: 高兴 / 个人分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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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钓夫
发布于2006-12-23 07: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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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这是张维迎教授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讲的话。(2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凡是在中国生活的人只要凭经验就能明白：如果中国有哪个阶层从改革中获益的话，那么“干部”无疑应该是获益最大的阶层之一。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这个阶层的典型特点是“不落空”：他们在“下海热”的时候下海，“出国热”的时候出国，“文凭热”的时候拿文凭，住房改革的时候以低价拿到豪宅，公车改革的时候拿到巨额“车补”，“阳光工资”的时候狂涨工资，还被逼着“带薪休假”……
总而言之，20多年来，所有的好事领导干部全没有被落下。到如今，“干部”已经成了今日中国几乎惟一能够给人带来保障和安全感的职业，每年的“公务员考试”热到了销铁熔金的程度，这样一个阶层怎么可能是“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呢？
但是，在仔细研读了张维迎教授讲话的主要内容后，我又有点笑不出来了，因为他的话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因此“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而“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
的确，在学术研究领域，观点的正确与否是不能通过投票来解决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张维迎教授在这里谈论的根本就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公共政策。他是在谈论谁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了损害，应该优先对谁进行补偿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亿万民众切身利益的公共问题。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让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充分讨论，最后在法治的框架内，比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用投票的方式来解决。只有这样，才符合民主的原则、程序正义的原则，才能获得社会公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才能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不夸张地说，张维迎教授实际上就是在公然主张精英独裁！
同时参加了研讨会的孙立平教授，在会上用这样一组判断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现状和趋势的担忧：一是结构定型，即穷富强弱现在已尘埃落定；二是精英联盟，即权力、经济和知识精英已经结盟；三是寡头统治，即种种反民主的言行开始出现；四是赢者通吃，即一个人只要在一个领域获得优势，就可以在其他领域畅通无阻。张维迎教授以知识精英的身份，说出如此“笑话”，无疑为孙立平教授的判断作了一个绝妙的注脚。
相关新闻：改革反思破解意识形态迷雾 学界“左右”派握手
2006年02月27日 潘圆
“对不起，最近总是骂你。”
“骂得好，骂得好。”
2月25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多功能厅，杨帆、张维迎两个素来被认为是水火不容的学者坐到了一起。尽管两人均不承认自己在学术上的“左”或“右”，但在许多人眼中，杨帆和张维迎分别是经济学界“左”派和“右”派的代表人物。吸引他们走到一起的话题是“如何理性地反思改革”。
研讨开始前戏剧性的一幕，为这场研讨会奠定了基调。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感慨地说，眼下学术界也分裂，已经分到不能坐在一起讨论问题的程度。“这与我爱说话、爱骂人有关。我个性的毛病，一定改。我们有历史责任，应该好好地坐下来讨论问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则强调：“改革要在理性思考的环境下往前走”。
参加当天研讨会的还有曾声称“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曾撰文称“改革共识已基本破裂”的社会学家孙立平，及多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在研讨会上发言。
不久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呼吁，“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而2月25日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组织的这场研讨，显然试图让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并努力使中国改革的第三轮大讨论更富理性与建设性。
2004年由国企改革引发的争论，到2005年已经演变为对改革方向与路径的全面思索。正如吴敬琏所说，改革进入了第三轮大讨论的阶段。在这场讨论中，针对医改、教改、房改等出现的问题，有人开始质疑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还有人提出改革可以先放一放，理清思路再走。也有人指出改革中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对此，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指出，否定改革的人对改革的反思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化。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某种正当利益荒谬式的表达。一些“左”派知识分子，进一步加强这样的倾向，基于利益分配的不满，导致对改革的否定。另一方面坚持改革派也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他们把对改革的反思及不同意见统统理解为否定改革。这就否定了对正当利益要求的正当呼声。
“这次争论很大程度是基于利益的分歧。再用意识形态，如改革攻坚等已不能化解矛盾。改革反思中必须破解意识形态的迷雾。”孙立平说。
他认为，一方面对改革的反思不能导致对改革方向的否定，因为改革正使中国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另一方面，改革中的一些失误并不是偶然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扭曲政策的能力已经形成，无论是“左”一点还是“右”一点的政策，最后执行的结果是一样的。目前扭曲改革的力量已不只在实施环节，扭曲机制开始进入政策制定层面。
杨帆强调，重大改革必须预见后果，并且要对改革的后果负责。“以后的改革要通过人大先立法，要公众讨论、民意测验。”
而张维迎则认为，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谈得上补偿。”他说，现在对一些改革的讨论，乱七八糟。比如医疗问题，是由价格体制扭曲等原因造成的，但现在变成了对医务人员道德问题的反思。
张维迎指出，权利部门操纵改革不是新现象。上层改革积极性高，中层就努力扭曲。政府支出占GDP越高，基尼系数越高，这说明，政府的转移支付没有解决问题。他建议社会学家算算权力的基尼系数，再考虑什么人受损、什么人受益的问题。
他强调，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比如说以前实行的工人退休，子女接班的政策，就是一种补偿。尽管与会许多人反对，但张维迎坚持认为，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
但丁学良当即提出质疑，“过度持续地补偿既得利益群体会带来持续的负效应，这一点在菲律宾等国家看得很清楚。”
针对引发人们普遍不满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学者们认为，不能把这一问题简单化。张维迎举例分析，目前高级劳动力市场已经全球化了。企业高管动辄年薪百万元。而普通劳动力市场则没有与国际接轨。如果简单地把高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压下来，人就跑光了。而把低工资抬上去几倍，企业又垮了。
这场研讨的牵线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则认为，发展中的根本问题，一个是内需不足，一个是产能过剩。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更多的人搭上经济高速发展的火车。“不能只是简单分配一下，这将适得其反，不利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根本矛盾。因为目前高收入的人反而消费，低收入的人则不敢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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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钓夫
发布于2006-12-23 0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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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两会期间的一番讲话激起争论。有议论者在网上质疑：这样的话由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讲出来，“真让人难以相信”。有网友甚至要求其“向全国人民道歉”！
北大清华不是人人读得起？
据新华社2006年3月6日报道，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对两会人士反映的“上学贵”问题回复说：“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编者注：即高中、大学、幼儿园)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
此言一出，有赞有弹。有网友略带偏激地总结说：此话有四条主要信息：1、好大学属于富人，老百姓别问津；2、大学教育是高消费，腰包没钱别进来；3、老百姓不懂教育，整天瞎嚷嚷；4、人民的观念有问题，需要转变。
有人斥其“媚富”吁道歉
“北大清华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这一说法成了议论者抨击的热点之一。网友“南海”表示，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确实有限，但它们毕竟是属于全体公民所有，它们的“贵”不应该是体现在钱上面，而应体现在它们所面向的是全中国最优秀的考生这一点上。因为优质，所以哪怕再有钱，达不到最优秀的标准也别想进来。反过来讲，只要是国家需要的优秀人才，即使是身无分文，名牌大学的校门对他们也永远应该是敞开的。这才是教育部发言人应该说的话。
还有议论者指出，王旭明将教育比作“逛商场买衣服”，明显与前段时间有关部门一直强调“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自相矛盾。网友“今夜无月光”表示：“说出非义务教育是一种消费这样的话来，不能看作是无知的推搪，而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作风和为乱收费保驾护航。”
有议论者表示：难道商场里的衣服的成本里有国家投入吗？当然没有！那就要掏合乎其价值的价钱。而好的教育资源则不同，它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国家投资，将高价教育成本转嫁给学生是绝不合理的！
有网友说，穷人难道就没机会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媚富”到如此程度的官员，让人震惊错愕！一定要让教育部发言人收回这句话，并道歉！
两会人士警惕教育市场化
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不认同王旭明的说法，他们接受本报采访指出，教育作为公益性事业，仍要追求相对的公平。全国人大代表温俊义说，造成“上学贵”的原因很多，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但寻找解决措施，不能从“逛街买衣”一样的市场化思路出发。非义务阶段教育也应体现公平和负担得起的原则，不应让百姓由于经济原因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全国人大代表沙振权说，同样是公立大学，收费的标准不应有太大的差距。都是以政府投入作为支撑的高校，凭什么有的把品牌效应加到学生身上？名牌高校有挑选学生的自由，但价格上不应该有高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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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钓夫
发布于2006-12-23 07: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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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包括王石、冯仑等40余位董事长参加的“中城联盟”董事长联席会议在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召开。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干地产大佬就当前房市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惊人之语。
任志强：商品房就是卖给中高收入者的
北京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仍然保持他特有的观点。“商品房的供应就是应该只针对中高收入者。”任志强说，中央的相关文件很早就明确了商品房本来就是卖给那些中高收入者的，低收入者应该去考
虑经适房或者逐步过渡到中高收入者再行购买。
“而作为经适房或者廉租房，政府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要建。当然我们联盟中也有开发商愿意建的，但是政府不给地啊。”任志强说，能建经适房的最初都是和政府有关系的，但开发商愿意建经适房并不能推脱政府的责任。
冯仑：房奴那是活该
“成为房奴那是活该啊。”对于近期出现的新名词“房奴”，北京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这样看待。
冯仑说，中国老百姓有买房的传统，希望人人都拥有一套房，这是非常不现实的。“人家国外还有很多人没有房呢，我们有些城市的自有房拥有率目前已经远远高过国外。”冯仑表示，买房肯定要量力而行，“你让大学才毕业的年轻人就去买房，这无异于让幼儿园的小男孩找媳妇”。
“还有一些人买房是为了面子，有些消费者的心理很奇怪，他买房可能是给其他人看的。”冯仑说，解决住房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租房等，如果不理性消费，买不起房的去买房，买不起大的去买大的，最后日子难过，那是活该。
冯仑说，如果买来的房子租出去还不够还房贷，消费者就最好不要买房。
王石：贫富差距拉大惹祸
中国的房价到底贵不贵？昨日万科董事长王石给出的答案是：“我认为整个收入和房价收入比是趋于合理的。”
王石介绍，目前联合国人居状况统计中心给出的房价收入比是在8.4左右，而据万科在全国12个城市展开的调查，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趋于合理的。王石说，中国居民的收入很有可能被低估了。他用数据给出证明：1998年到2004年住宅均价累计增加43％，居民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72％，存款余额增长158％，居民平均财富增长远远高于住宅的均价增长。
为什么中低收入者买不起房，王石认为“贫富差距拉大是根源”。“贫富差距拉大，中低收入者购房就成了难题。”晨报记者徐关辉
南京“自建房”向大佬发难
“我是南京自建房的发起人之一邵角，我想问各位老总三个问题。”在新闻发布会上，为南京人所熟知的南京自建房发起人之一邵角突然跳将出来，当面发难包括王石、冯仑在内的地产大佬。
中城联盟是抬价联盟？
“第一个问题便是，中城联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郑州的联盟项目创造了当时的天价销售，使郑州2005年房价在前4个月涨了14％，所以很多人说中城联盟是一个抬高房价的联盟。”
“中城联盟”上一届轮值主席、河南建邺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表示，从当时的“联盟新城”在郑州的开盘情况来看，联盟新城当时的价格的确比周边楼盘高。“2004年11月28日联盟新城开盘，当时周边住宅价格在3000元/m2左右，但我们开盘的价格是3800元/m2。”胡葆森说，价格比周边高并不就是说抬高了房价，而是这个盘子本身的性价比高。
自建房有没有出路？
邵角的第二个问题关心起了自建房的前途。“我想问一下冯仑先生，当时你和北京的公司合作了一个地产，虽然合作失败了，但是万通进行了很好的炒作。”邵角将问题抛向了当年与北京自建房组织合作的北京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
冯仑表示，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项目落实，但他认为“伟大都是熬出来的”，还要慢慢熬。
开发商为谁造房？
邵角的第三个问题抛给了有着中国房地产领军人物之称的王石。
“2002年万科金色家园当时以5000元/m2的价格进入南京，打开了南京房价上升的空间。王石先生最近提到万科会做一些百姓廉租屋工程，那么您觉得此次中城联盟来宁是重新把南京的房价打回到5000，还是提高到两万呢？”
“我们把产品做出来以后，周边也有非常大的改变，我们也非常开心，由于我们的到来改变了一些细节，也让消费者有更好的选择。至于说我们万科是拉动南京房价主要原因的话，当然你可以从各个角度看这个事情。我不加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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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钓夫
发布于2006-12-23 07: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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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期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来说，求真是第一要务。研究人员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经济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很遗憾，这不是从事经济研究人员必然的义务或者使命。
粗略地说，科学是求真的，人文是求善的，艺术是求美的，经济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正努力争取自身的求真地位。何谓求真？作为医生，他会尽其职业技能，为病人诊治，如果产妇生产的是个女婴，那么他不会为讨得产妇一家的欢欣而把女婴说成是男婴；如果病人得的是难以治愈的重症，那么他也不应该轻描淡写地说这仅仅是一场风寒。但这绝不意味着，医生就没有重男轻女的偏见，或者他乐意见到病人身患重症的结果。
对于长期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来说，求真也绝对是第一要务。做学术研究、给政策建议、写财经评论时，他必须本着经济学固有的逻辑以及实证数据，然后得出相关结论。没有逻辑和数据的观点对他来说是难以忍受和无法置评的。回顾过去5年，2001年底，国内外充斥着中国经济被严重高估、行将崩溃的质疑，我和赵晓、曙松等从中国的能源消耗、服务业的漏统等角度进行实证，得出了中国经济规模被低估的结论，一时舆论大哗，这样的研究被认为是向政府献媚的。2003年初，我撰写了一则短文，提出从GDP统计的支出法和部门法来估计，“非典”恐怕难以改变中国经济景气周期的强劲回升，它带来了各种令人难堪的侮辱，但却没有带来对GDP测算方法和数据的任何质疑和讨论。近日一则“粗略的房价骤降可能带来何等金融风险”的短文，再度让我不得不思考一下，做研究和做评论，是否都需要小心翼翼地秉承理性呢？我依然固执地认为，研究人员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求真决定了经济学者不是喜鹊也不是乌鸦。稍通文墨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悲观和批评的文章总是能轻易地获得掌声。但是，研究人员不会因为老百姓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如果他沾染了这样的习气，那么同样有可能的是，这个研究人员会在官员面前屈从于权势说官员爱听的话语，在企业家面前屈从于财富说企业家爱听的话语，一个丧失了说实话本质的研究人员，就有可能堕落为一个忽而媚众、忽而趋炎附势的变色龙。考虑到权力和金钱往往对学者的诱惑力更大，因此放弃了求真精神的学人更容易和权贵合谋。
一个知识分子，从不应忘记他的社会责任，但是很少有一个行业像经济研究这个行业一样，因为说实话而引致公众普遍的误解。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学人坚持理性和实话，并不意味着他从内心喜欢其研究的结论，但却仍然会坚持结论。如同医生得出病人身患重症的结论，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这样的结论，研究人员内心对非典、对贫富不均、对贪污腐败、对高房价、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判断，也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这样的结论。第二，学人专业技能的局限性，运用逻辑和处理数据的不当，都会使得他深信不疑的结论有可能是错的，这种出错的可能性，看来比医生误诊的可能性更大。我这些年来的研究中也有这样的败笔，令我惭愧不已。哪怕是一篇短短的财经评论，如果对手不从发现逻辑漏洞和数据错误入手进行批评，那么学人就会固执己见地保持沉默。
学者可以如此轻描淡写地犯错，有什么方式惩罚他呢？这需要学术市场富有效率，如果一个学人常常说公众爱听的话，事实也证明他的媚众是错误的，但如果公众遗忘学人犯错的速度，比其追求新鲜刺激的观点更快，那么最终充斥市场的，就会都是媚众、媚官和媚钱的文人和文字，真实的声音将日见其稀甚至消亡。
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这需要看百姓的诉求是否在理，一个经受了哪怕粗浅经济学训练的研究人员，求真本性都超越了一切。这给他带来了两个巨大的危险，一是他的言论往往不合时宜，而民众却期望他是民意代表那样的角色；二是他的结论过于坚持理性，这决定了他潜在地认为，大多数人信以为真的事情，他并不必然不认同。在一个浮躁的国度，“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仍是稀缺的座右铭，因此要坚持的，除了理性、理性，还是理性。（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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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钓夫
发布于2006-12-23 07: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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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嫌工资太低贪污百万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广州管理局原“一把手”管学仲庭上自辩：“我绝对不会无耻到这个地步！”
新快报讯 （记者 余亚莲 实习生 卢颖 艾莹莹）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广州管理局原“一把手”管学仲，因嫌“工资太低”，涉嫌贪污131万、受贿44万、挪用公款67万以及隐瞒境外存款。
昨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管学仲表示，私设“小金库”是为了公司着想。针对各项指控，他说：“我绝对不会无耻到这个地步！”
管学仲，61岁，江苏省宝应县人，文化程度大学，曾任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广州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广州华茂中心法人代表、董事长，香港华昌国际船舶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因涉嫌受贿、挪用公款、贪污、隐瞒境外存款四项罪名被逮捕。
管学仲是一名正厅级干部，自他到香港工作后，他认为自己人在香港但“仍以广州的标准拿工资”实在太低，于是开始“敛财”。
管学仲拍着胸脯说：“我以人格担保……”
昨日庭审中，管学仲对4项指控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表示：“不知道自己犯罪，直到你们来抓我了，才知道那是犯罪。”
针对受贿44万元的指控，管学仲辩解说：“我是这个项目的直接负责人，项目赚钱了，奖金当然是要奖励给有功的人。”管学仲还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的领导最大特点就是喜欢评论、不喜欢做，我就不一样。”
在管学仲被指控的几项罪名中，几乎所有非法支出都由他私自设立的“小金库”所出。对于这样一个“小金库”，管学仲显得很委屈：“我设这样一个‘小金库’完全是为公司着想，我们用钱的时候手续太繁琐，什么都要审批，甚至连2000块的路费到现在都批不下来，要是有人得了心脏病、要等国家批医药费的话，肯定早就病死了……我作为一个负责人要考虑公司的利益……我为党和人民作贡献，反而埋葬了自己……”
管学仲在最后陈述时拍着胸脯说：“我绝对不会无耻到这个地步，我希望法庭能仔细调查……我现在不能用党性担保自己了，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所说的都是真的……”为表清白，管学仲还写了一份详细的“自白书”交予法官，以求“交代清楚”。
检察院指控四项罪名
一、索贿44万元：管学仲有权审批财务处股市操作奖金的分配方案，1998年至2004年间，他凭此向财务处索取贿赂人民币44.6万元。
二、挪用公款67万元：1998年12月2日，管学仲从广州华茂中心（以下简称“华茂中心”）挪用公款24万余元，以其女儿的名义购买了商铺，之后于1999年2月5日还清该款，并支付利息。
2001年11月16日，管学仲批准将公款43万元借给“下属”颜某个人使用，颜某于2002年6月18日还清此款，并支付利息。
三、贪污公款人民币45万元、港币86.4万元：2002年9月2日，管学仲私自从华茂中心“小金库”中提出18万元人民币作为投资奖金私分，自己分得9万元。
1996年至2004年，管学仲以自己“工资偏低”为由，要求华茂中心总经理颜焕辉在“小金库”中给他支出“董事长应酬接待费”人民币27万元。
1999年4月至2005年4月间，管学仲又以“工资偏低”为由，要求香港华昌国际船舶有限公司总经理常忠民以“出境补贴”等名义，为其支出了港币86.4万元。
四、隐瞒境外存款：管学仲隐瞒其在香港的存款5928港元，并隐瞒了市值222万余元的股票拒不申报。
昨日庭审上，管学仲对检方指控的事实基本无异议，但他对这些行为的性质有不同看法，他说：“我在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的时候反而埋葬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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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钓夫
发布于2006-12-23 07: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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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电力行业的基层人员认为他们被冤枉了……
“目前国内电力企业老总最高年薪在70万元到80万元左右。电力行业收入水平全国各地不等，东部发达地区一般职工年薪6万元到8万元，西部陕西、新疆和甘肃等地一般在3万元上下”——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电联）表态了。
在社会各界对电力行业高收入讨伐声浪不断，一些电力企业相继开始降薪行动之时，中电联副秘书长范继祥表示，电力行业的高收入是合理合法的。
8月2日，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舆论对电力行业高薪问题的认识过于偏激，“是不客观的”。
“抄表工年薪10万元”是真是假
中电联是全国电力行业企事业单位的联合组织，目前拥有会员单位1440家，包括国家电网公司、华能集团和国电集团等中国所有大的电网公司和发电公司。
范继祥没有否认电力行业收入较高，但他认为，年收入超过10万的职工是少数，不具有普遍性，电力企业老总年薪过百万美元的说法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范继祥曾任某电力局局长，正厅级干部。范以自己为例解释说，他目前的退休金每月还不到2000元，而且很多企业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普通职工年薪15万元。
范表示，据他了解，目前国内电力企业老总最高年薪在70万元到80万元左右。他说，电力行业收入水平全国各地不等，东部发达地区一般职工年薪6万元到8万元，西部陕西、新疆和甘肃等地一般在3万元上下。
对于一个倒闭电厂抄表工年薪10万元的说法，他认为是“胡说”。
不过，正是抄表工年薪10万的报道最终引发了舆论对电力行业的大规模“讨伐”。
此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曾表示，目前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电力、电信、金融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到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到10倍之间。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因此成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焦点问题之一。
此后，国家电网公司、华能集团和华南电网公司等电力企业的高层开始带头降薪，一些大集团的老总主动将年薪降低30%到50%不等。这也被外界看作迫于压力所做的被动调整。
电力行业降薪或对基层干部冲击较大
范继祥认为，电力行业的高收入与工资制度改革有关。
1997年电力行业实行承包后，在工资制度上，电力企业实行每年年终按照完成任务的情况分配奖金的绩效考核制，由于对管理层实行年薪制，分配时管理层收入就比较高。范说，这样的体制改革很多行业都实行了，这样的收入分配方式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
范表示，电力行业的高收入是经过20多年的努力得来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电力和煤炭等产业部门同步开始现代化建设，那时候电力行业的工资根本比不上煤炭行业，“煤炭比我们高一级”。通过减员增效、提高职工素质等手段，才使得整个行业收入水平不断上升。
他举了个例子，以前一线工人基本素质较低，现在已经到了本科以上水平；以前一个工厂要1000人，经过分流到三产等服务行业，现在同样的一个工厂也就200多人。“效率高，工资自然就高。”他说。
据范介绍，目前电力行业已成为中国少有的与世界先进工业技术比肩的行业，发电、装机容量和用电量都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他问记者，“我们为国家做这样大的贡献，而且收入是合理、合法的，为什么社会对我们这样憎恨呢？”
当被记者问到电力是否因垄断才获得高收入时，范认为，首先电力行业通过努力提高了生产力；其次，从全球范围来看，没有哪个国家的电力行业不是由国家控制的，“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能源安全问题。”
范继祥对电力行业的降薪行动表示不解。不过他说：“这次（降薪）可能对基层的干部冲击较大。很多电力行业的基层人员认为他们被冤枉了。”
一些不满的电力职工开始在网络上发帖喊冤。
电力行业降薪是大锅饭情结在作怪？
中电联官方网站的首页上以“关于电力行业的几个认识误区”为栏目，刊登电力行业内部人士对高薪质疑的回应。一篇8月3日挂上网站的文章说，要电力行业降薪“是大锅饭情结在作怪”。
目前，中国很多国有企业实行年薪绩效考核制，企业的工资总额与企业经营效益直接挂钩。中国实行对企业工资总额进行管理，根据国家规定企业效益如果增长1，那么工资总额将相应增长0.3到0.7不等。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副所长杨黎明认为，这项制度在操作过程中存在漏洞，结果工资总额只能涨不能降，进而出现了垄断行业高工资的局面。
杨说，我国工资总额与企业效益直接挂钩，按规定企业工资应随着企业的经营好坏，同比上升或下降。但很多企业，在工资上升时多执行同比例，而下降时有的企业不再执行降低或执行较低的比例。
经过20多年积累，导致很多企业工资总额只增不减。同时，中国很多大企业都建立了三产等子企业，而这些企业的收入很多时候并没有纳入到企业的直接收益中去，这部分收入被很多企业以福利等各种形式下发给职工，使得一些行业收入较高，而政府又很难控制。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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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钓夫
发布于2006-12-23 07: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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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中国球员的处境就像手拿一堆白条的农民工一样，他们往往踢了几个月甚至一年的球，却拿不到应得的薪水，白白踢一年球！”
别以为说这话的是某个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正遭受欠薪待遇的不幸中国球员，也别以为说这话的是某个正被某件足球事件刺激得突然想说几句真话的俱乐部老板。说这话的，是前中国国家队球星、目前无论在足坛还是在商界都已完成“成功转型”的知名人士郝海东。
日前，以敢说著称的“郝大炮”郝海东在国内做客一家电视台成为访谈嘉宾，在被问到“中国足球是否真的存在欠薪现象”这个问题时，郝海东瞪大了双眼表示，中国足球的欠薪现象不是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太严重了”。他说，有些球员就像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一样，手里拿着一堆白条，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不一定能满足。
2004年，中甲联赛曾发生深圳科健队球员因欠薪而集体到深圳市劳动部门上访的事件，此事后来引起不良社会影响。据媒体报道，当时深圳科健俱乐部拖欠球员工资已多达数百万，已被当作当时社会劳动保障系统欠薪案件中的一个大案要案来分析。而在2005年和2006年这两年，中国足坛的欠薪纠纷大有迅速蔓延之势，前不久甚至爆出作为中国足球一面旗帜的“八冠王”大连实德也存在欠薪丑闻的消息，不得不令人对中国足球的资本信誉度提出强烈质疑。
郝海东认为，中国足球目前严重存在的欠薪现象，不但会使更多的球员面临险境，而且还会形成恶性循环，“欠薪是光彩的事情吗？不是吧？就像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如果你总是被欠薪，你还会继续留在这家电视台工作吗？你即使勉强留下，你又会工作好吗？同样，中国足球的欠薪现象被传到社会上，会对足球这个行业造成多么恶劣的负面影响，将来又会有多少人还愿意从事踢球这个工作？”
尽管郝海东的话反映了一部分中国足坛的现状，但他的“球员农民工论”在某网上受到了数以千计球迷和网友的“炮轰”。人们的批评矛头直指中国球员高薪和足球水平低下的不匹配，认为郝海东是在为缺乏职业道德的中国球员辩护，更有过激的网友认为郝海东的言论是在侮辱农民工。
炮轰郝海东之网友语录
“农民工的工资对得起他的工资，甚至付出的太多。球员呢？拿着高薪，干得怎么样？”“球技要和马尔代夫比，收入要向欧美看齐，不知羞耻！”
“欠薪该不能成为踢假球的理由吧？”“农民工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球员却相反，所以请不要拿农民工来比！”
“球员这么惨还有空姐、模特肯嫁他们？”“中国足球在安乐窝里长大的，过点苦日子，就哭着喊着的，有本事踢出成绩，环境自然就好了。”
“理性点说，球员创造的价值不如农民工，所以如果是正常环境，所得就该比农民工少。”“这些足球运动员终于搞清楚了自己不是天之骄子，就是一普通人。好事啊！”“跟农民工比不恰当！应该和动物园的动物比！不给食物（奖金）就不好好表演（比赛时在球场上潇洒散步，走着踢），饲养员（教练）伺候不当（要求严格），马上集体耍赖，表演偷工减料（故意主场连输几场球），使观众起哄（喊某某某下课）！”
“有些中国球员的处境就像手拿一堆白条的农民工一样，他们往往踢了几个月甚至一年的球，却拿不到应得的薪水，白白踢一年球！”
——郝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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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钓夫
发布于2006-12-23 07: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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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看待大陆的大学教育”这一问题上，杨振宁表示，从本科教育和社会贡献这两方面而言，即便是中国一般的高校都很成功，对国家贡献比美国大。20年来中国高速发展，很大的功劳来自高校，因为成千上万的人才都是高校培养出来的。
昨天，杨振宁来到东南大学，杨振宁和妻子翁帆正在窃窃私语。快报记者泱波摄
昨天下午，世界著名物理学大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在东南大学大礼堂给众多学子做了一场精彩演讲。诙谐幽默的语言、听来轻松又饱含深意，通过一幅幅珍贵的照片，杨振宁讲述了自己多年来的学习、生活与工作的经历。
杨振宁来宁，昨在东大作精彩演讲，直言———获诺奖不能急于求成
目前为止，已有五位华裔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为什么中国本土还没人问鼎诺贝尔奖呢？这是大学生们关心的话题。对此，杨振宁博士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国教育体制不对头，我完全不同意！”杨振宁博士认为，有的人甚至问责，北大、清华这类国内顶尖高校，国家每年都拨很多钱支持，但都没培养出这样的人才。事实上，不能这么理解。首先，中国对科技的投入还远远不能和美国等国家相比，相差很多。而且一些前沿的科技工作，需要大量的研究人员慢慢来做，不能急于求成，毕竟中国一开始的底子比较薄弱。但是，对中国本土人士获得诺贝尔奖，他非常乐观，现在中国很多学者的科研还是很成功的。
中国高校社会贡献卓越
讲座结束后，有学生将“如何看待大陆的大学教育”这一问题抛给了杨振宁博士。杨振宁表示，评价高校的成绩，应该分三个方面，包括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对社会的贡献。从本科教育和社会贡献这两方面而言，即便是中国一般的高校都很成功。先看中国高校对社会的贡献，近20年来中国高速发展，这其中很大的功劳来自高校，因为成千上万的人才都是高校培养出来的。
“我一直坚信，中国高校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远远要比美国最好的高校对美国作出的贡献大”，杨振宁十分肯定，因为中国发展起步迟，对人才的需求非常大，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对中国发展起了极其重大的贡献，而美国发展已经处于稳定期，因此美国高校贡献的重要性不能和中国相比。但是，在研究生教育方面，中国确实和国外不少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国外“取经”不是必然
“大学生们有必要去美国，就像您当初一样，去寻找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吗？”对这个问题，杨振宁先给出明确答复，去国外肯定不是必要的，而且这还和学生们所学的学科相关。一般而言，中国国内有很多研究还赶不上世界前沿，去国外一些国家，可以吸取一些有用的信息，对学生将来的发展也是比较重要的。
就以他自己为例，回顾一生，他有两项最关键的研究，一个是宇宙不完全对称定律，一个是规范场理论。如果1950年回国，他有可能就接触不到一些和“宇宙不完全对称定律”相关的最新实验信息，更无法在同行激烈的竞争中胜出。但是如果当初他回国，说不定就一心一意地把精力全部放在规范场的研究中，没准还能更早地提出这个理论。所以，是否出国“镀金”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也是因人而异，而且还得看不同的学科。快报记者谢静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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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钓夫
发布于2006-12-23 07: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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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日前，这么一则新闻经某媒体编发后被迅速转载。
“垃圾论”对当代文学声誉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大。在百度搜索中输入“当代文学垃圾”和“汉学家”两个关键词，居然找到２１万个网页，影响之广，可见一斑。
然而，在我的印象中，顾彬先生治学一向严谨，为何突然出此偏激之语？对应报道内容，笔者查阅了顾彬接受德国之声电台采访时的全文，才发现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假新闻！
事实上，顾彬的全文谈了很多问题，只是在被问起怎样看待中国的所谓“美女作家”时，才说到“这不是文学，这是垃圾”。
这应该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出处”。在该报记者的笔下，“美女作家是垃圾”被升格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多么有轰动效应的创造，如果只报道“美女作家是垃圾”这样早被“热炒”过的内容，又怎能吸引眼球呢？这样的假新闻严重歪曲了中国文学形象，祸害可谓不浅。
遗憾的是，这样的假新闻却并非个案。前不久，“签名取消中医”事件，明明只有１００多人，结果被夸张为“万人签名取消中医”，引起轩然大波。去年以来，“中科院资深院士陈家镛逝世”、“山西左权县投资３亿元兴建新闻烈士陵园”等假新闻，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有时甚至波及一个行业。这些“垃圾新闻”看似提高了媒体的知名度，实际上严重扼杀了媒体的公信力，无异于“杀鸡取卵”。
想杜绝这些“垃圾新闻”，净化我们的舆论环境，需要新闻媒体的自律。同时，也应建立起科学的、可操作的新闻评价机制，对制假的个人、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进行惩罚，不能听之任之。
新闻媒体是人们观望这个世界的眼睛，不能让它轻易被污染。
《人民日报》 (2006-12-22 第11版)
（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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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钓夫
发布于2006-12-23 07: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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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最敢说话的地产商
2006年房地产宏观调控不断，很多开发商由于种种原因沉默不语时，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却继续以一系列“出格”言论——“要为温州炒房团发奖状”、“我只为富人盖房子”、“禁止炒房就是违宪”、“穷人富人分区论”等，一次次撩动了民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不管任志强是敢于说实话，还是敢于“挨骂”，常常因为语出惊人且备受争议而在业界“赢”得了一个称号：任大炮。同时，又因为任志强一次次的“放言”，在业界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口水战。有分析者认为：任志强的观点，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无疑有其正确之处。这一点，有学者和为数不少的网友的支持为证。但同时，任志强代表他所在的利益集团发言，言语中的攻击性和侵犯性，多少显示出一个强权者的轻慢，甚至是肆无忌惮。他的赤裸裸的发言，鲜活地勾勒出一个既得利益者的真实一面。
因此，可能一般人对任志强近年来开发了哪些项目不太清楚，但对其言论却不陌生。我们无法论证其言论的正确与否，但我们知道，即使任志强不说，事实也确实如此。任志强只不过敢说而已，并无做秀之嫌。如果将其看成是京城地产商代言人似乎并不为过。
任氏“强语录”：
“国有企业家、国有资本，政府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让我们干房地产我就不干房地产。我们只是当丫环的，都是政府说了算。”
在11日举行的第八届中国地产节的一个论坛上，当被记者问及“房地产商对社会应承担什么责任”时，地产界名人任志强提出了这一“丫环论”。
宏观调控不是为了让房价下跌，是为了稳涨
在接受某网站专访时，任志强坦言，宏观调控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房价下跌，而是让房价稳定增长，不能因为房价没有下跌就认定宏观调控不到位。任志强举例证明自己的观点，“我们在衡量日本经济状况的时候，第一是看物价指数是不是涨了，第二是看房价是不是涨了，第三是看地价是不是涨了。所以，日本强调在这几年的调整过程中走出了通缩，进入正常阶段，证明指标恰恰是这三个。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要保持一个正常增长的话，地价、房价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一定是向上的。”
房价降了，房地产开发商有权不盖房
在新浪房产举行的业内研讨上，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似乎有些冲动，扬言对于开发商来说，如果今后市场内的小户型因为供应加大而跌价的话，开发商完全可以不去盖“卖不出去的房子”。
房地产就该是暴利行业
“房产品牌就应该是具有暴利的。”在“2005首届中国地产品牌价值评估与品牌评选活动”论坛上，房产商任志强的一句“表白”令举座皆惊，而其发言后的断然离场，更使“对头”易宪容为失去了反击的机会而连叹可惜。
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
理论依据：本来商品房市场就是“富人”的市场，对低收入家庭的“穷人”而言，能花自己的钱买房的都是“富人”，在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中，最低价位的汽车也同样只是给富人的消费品，普通大众和低收入家庭中的“穷人”是无能力消费的，甚至高级的化妆品与高级的名牌衣物同样都是面对“富人”市场的，“穷人”就更无能力进入商品房市场了。
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20年以前不会出现泡沫！
理论依据：任志强引用2004年年底出炉的REICO地产报告中的数据佐证自己的观点。当“住房可支付指数”大于100时，意味着消费者支付能力很强，而2003年中国该指数为112.97，这说明支付能力完全足够。房价收入比中位值为1:3.32，这个比例远低于美国等其他96个国家1:8.4的平均值，所以“不要以为中国人买不起房子，也不要认为房价高了”。
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
理论依据：市场就理应有买有卖，没有流通没有买卖就不叫市场。所谓的“炒房”就是房产的买进和卖出，商品房是商品，商品就是用来买和卖的，禁止“炒房”就是禁止商品的买卖，这是一种违背宪法的行为。这就像禁止银行代客理财，禁止股票上市流通。任志强强调，“炒”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名词，而市场经济的明显特点就是允许买进卖出，法律既然允许买进卖出，那么就应该“炒”。商品房不属于社会保障体系，现在既然连社会保障体系内的经济适用房都能买卖，限制商品房的买卖，又是什么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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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dl发布于2006-12-23 12: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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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传说中的“精英”吗？偶怎么看着这么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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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
发布于2006-12-23 12: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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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诳言就是欠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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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nao发布于2007-01-29 09: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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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这些人因该读读卖炭翁了。不知道中国偏远地方的事情，就在那里狂叫，妈的。最最大的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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