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十大问题

他们能想到的问题是：天灾年年都有，为何农业保险总是缺席？政府能不能不控制粮价，如果非要干涉的话，能不能连带农资价格也一起控制？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政府有何措施帮他们提升就业能力和提供就业岗位？农民自己创业，没有麻烦政府，为何政府却来找麻烦？

明年形势可能更加凶险。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本月1日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逐步扩大，2009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将迎来极为困难的一年。

他认为，我国农业发展将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从目前整体情况来看，国内农产品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农业的比较效益将会随着农产品价格下降，逐步走低，由此可能出现新一轮农产品卖难问题，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二是农村就业和增长局面趋于严峻。春节后，农民工外出就业率将在保持多年高增长的局面下，出现拐点，呈下降趋势。而我国农民收入结构中，45%为外出务工的非农业收入，农民新增收入中，又有70%来自于非农业务工增收。因此，农民工外出就业形势的不利状况将给明年农民增收带来很大困难。

第三，质量安全事件对农民、农业产业的冲击不可低估。

值此危难之际，广大农村地区却被当作国家启动内需、促进增长的救命稻草。然而，农民若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又如何能背负拯救中国经济的重任？何去何从，当令为政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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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人祸扑倒渔农

《南方农村报》记者 王宏旺

冰灾造成损失240万，三聚氰胺败坏鱼的品质，广州资深渔农欲转行

天灾和人祸，使欧阳伯成对养鱼已经丧失信心，尽管他拥有20多年的养鱼经验，在广州白云区的水产界鼎鼎大名。

为此，他已在压缩养鱼的规模，决定再养几年，把本钱收回来之后，便洗手不干了。

承包4年连亏

年初的那场雪灾，虽然已快过去一年，但欧阳伯成感觉恍如昨日：他曾经目睹，200亩水面的陈洞水库泛起80万斤罗非鱼——那是他半辈子的心血。他的下半生，随之改变轨道。

一条土路伸向水库，正好将其劈为大小不均的两半，欧阳伯成在土路上修建了一个简易的水泥棚，装上热水器，摆了台电视。以此为根据地，他照看自己的渔场。

这个水库原先属于钟落潭镇水利站，2004年4月，欧阳伯成从别人手中转包过来，开始投苗放料，饲养罗非鱼。

欧阳伯成人称“天哥”，在白云区养鱼界无人不知，他敢于接手水库，源于对自己20多年养鱼经验的自信。他1982年开始全职养鱼，慢慢壮大。在2004年之前，他已拥有三片鱼塘：在家乡白云区江高镇小塘村有400亩，人和镇蚌湖村两片总计200亩，此外，他还经营饲料和贩鱼。

雄心万丈的他，没有料到，陈洞水库就是他的滑铁卢。

“从承包到现在，就没有赚过钱。”11月30日，欧阳伯成盯着水面，无法掩饰自己的忧伤。亏本的原因，一开始是由于转让费比较高(14万)，后来是因为治安不好——当地偷鱼者较多，再后来是鱼价太低，比如2007年年末，罗非鱼价格才3块一斤。

这些对于饱经风霜的欧阳伯成来说都是小事一桩，只要承包期为20年的这个水库正常运转，他总可以应付过去。但是，今年年初的低温冰冻雨雪天气，却给了他致命一击！

80万斤鱼冻死

那次低温天气，是从2008年1月10号开始的。

欧阳伯成非常焦急，他不停地拨打广州市气象局的天气预报专线，听到的总是低温仍将持续的女声播报。他的思绪回到了1995年，当时，天气也一样糟糕，不过，幸好他在蚌湖村的鱼塘可以抽取地下水，温暖的地下水保护了罗非鱼过冬。

因此，他首先想到的是，陈洞水库有没有地下水？在帽峰山周围和陈洞村民家里观察之后，他断了这个希冀。陈洞村属于岩石地貌，没有厚的沙层，“沙层没有一两米是蓄不了水的”。

抽地下水行不通，能否做个过冬棚？这是一般鱼塘用来抵御低温的方法，但只适合10亩、8亩的小鱼塘，在200亩大、8米深的陈洞水库上，根本无法搭起一个如此巨大的棚子。

能不能请人赶紧捞鱼，火速卖掉？刺骨的天气里，没有工人愿意下塘涉水，而各大冷冻厂也开始落井下石，纷纷压低鱼价——1块钱一斤。最关键的是，即使可以这样做，陈洞水库80万斤鱼也不是一天就可以卖掉的——他的东风卡车一车运8吨的话，也要运50车。

怎么办？欧阳伯成想尽一切办法，却一筹莫展。

今年大年初六，冷冰冰的水库终于发生恐怖的变化。一些罗非鱼开始零星浮出水面，它们由于肺部被冻伤，争相到水面上呼吸氧气。然而，表层温度更低，它们很快被冻死，又沉下水库，随之发生腐化，鱼体发胀后又重新浮上水面。随后，尸体开始大面积铺开，最后，水库变成了几十万条罗非鱼的停尸场。

“80万斤全部冻死，冰灾结束后，我只捞上400斤活的。”欧阳伯成抽了一根烟，记忆在吞云吐雾中变得苦涩，“死鱼也有一些鱼粉厂来收，一毛钱一斤，但我请人打捞是8分一斤……”

一年下来，他光在饲料上的投入就一百多万，还不包括人工、鱼苗、承包费等，以市场价3块计算，欧阳伯成的损失是240万。

“我想说的是，我们农民不容易，要是有农业保险该多好啊……”

鱼价跌破成本

欧阳伯成盼望政府补贴，盼到手了——5000块；希望得到贷款，可以申请——2万块限额。他之前做饲料生意，别人欠他一百多万，打电话过去，对方称没钱。

“做人不要太义气，这是我的教训。”他从这场雪灾中学到了这条，“以前我多仗义，帮助那么多人，以为他们也能帮我，哈哈，简直是太天真了！”

冰灾发生前，他是三管齐下：养鱼、卖饲料和贩鱼；雪灾之后，现金流的断裂使他对后两块业务忍痛割爱。饲料经销生意的运营方式已今非昔比，如果说以前赊帐是司空见惯的话，现在人们只相信现金。贩鱼曾经是最赚钱的行当，即使在鱼价最低迷的时候，用卡车在鱼塘和冷冻厂之间奔波，仍然可以赚取差价；如今，收鱼需要支付现金，例如收一车7吨的鱼，大约要付4万块，但是鱼送到冷冻厂后，最快也要20多天才能拿到货款，一手付现金，一手被压款，这对现金已经枯竭的他来说，是无法继续的生意。

欧阳伯成能做的，只有继续养鱼。他在蚌湖村的鱼塘因为有温暖的地下水，冰灾后100万尾鱼苗还剩下50万尾，他把其中的40万尾放在陈洞水库。

之所以继续养鱼，当时他与同行有这样的分析：雪灾中，大量罗非鱼冻死，供给紧缩，养鱼肯定有赚头。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灾后的短短一两个月，罗非鱼价格曾飙升到5元/斤，此后，鱼价一路下行，目前价格维持在3.2元/斤左右。“我的成本都要3块多。”欧阳伯成再次灰心，价格高的时候鱼没长成，等到长成的时候，鱼价却降低了。他选择少卖鱼，试图等待更高的价格出现，然而又要过冬了，是不是还有低温天气？他不知道。

三聚氰胺施害

“这几年养殖业被搞乱了！”欧阳伯成摇头，他自己有鱼苗，不用买，自己有车，可直接送到冷冻厂卖；换言之，成本比人家低6毛，鱼价比人家高4毛，“可为什么还是亏本？”

他分析了三个原因：第一，饲料厂胡乱添加蛋白精(三聚氰胺原料)，扰乱了市场；第二，冷冻厂联合压价；第三，气候反复无常。

2008年9月，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被媒体曝光后，三鹿等企业已得其咎；然而，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曝光后，却始终无法揪出大型的生产企业，欧阳伯成对此冷笑不已，“我养鱼26年，也经销饲料，可以打包票说，每一个(饲料)企业都用蛋白精！”

蛋白精的添加可以迅速提高饲料中的蛋白含量，并且大幅降低成本，但这种蛋白却无法被吸收，甚至因为含有三聚氰胺，对鱼体和其他动物有害。

“现在的鱼还有鱼味吗？没了。”欧阳伯成无法掩饰对饲料企业的痛恨，“现在的鱼，不但长得慢，而且病痛特别多，都是饲料弄的！”

“这个行业，就是天生天养，还不如种粮，种粮还有补贴！”欧阳伯成表示很多同行与他的想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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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赚钱，种粮大户加速消失

记者 王宏旺

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农资涨价和农产品涨价出现不对称运动，导致英德市洲西村农业规模经营萎缩

遭受天灾人祸，损失惨重的广州养鱼大户欧阳伯成竟然羡慕粮农，只因种粮有补贴，但英德粮农的真实状况却令人悲观——

11月26日，夕阳残照中的英德市洲西村里，家家户户忙着将晒干的稻谷和花生收入箩筐，一派忙碌的景象。洲西村第一种粮大户李雪飞却浑然不觉丰收的来临，细细算账后，他决定明年还是少种水稻。

此前，洲西村5个种粮10亩以上的大户纷纷壮士断腕，自弃良田。粮价涨不过肥价，丰收顶不住灾害，第6个大户李雪飞也逃不过“大户萎缩症”。

肥料涨价起于国际市场，直抵乡村，价格传导一竿子捅到底；洲西村民处于中国的最底层，面对早已决定的粮价毫无话语权。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一面是城市到农村工业品涨价的泰山压顶，势如破竹；一面是农村到城市农产品涨价的步履维艰，受制于城市居民对粮食价格的敏感，涨幅不得不锁定；一面是城市内部不断扩大的再生产；一面是农村日益萎缩的规模经营。二元结构下的城乡鸿沟正自我导向为更大的鸿沟，倘若不加控制，农民纵使粉身碎骨，也无法越雷池半步。

肥涨价翻跟斗

年关一至，2008年就将被抛弃在泛黄的日历里，李雪飞细数过往，印象中抹不去的，只有肥料涨价的次数之多和幅度之大。

2000多人的洲西村，宁静而遥远，依赖一条长约9公里的江洲公路通往沙口镇，农资的信息在这条窄窄的村道上反复传递。清明前，农民种下水稻，清明后，茁壮成长的水稻开始需要大量肥料。于是，洲西村民通过江洲公路，到沙口镇的农资经销店里购买化肥农药。

“价钱怎么样？”回到村里，没有出门的洲西农民诚惶诚恐地打听，听到的却是心惊肉跳的价格。“复合肥240块？”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这种肥料清明前才125元。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不单复合肥，尿素也涨了，农药也涨了，而且10天一个价。

不安在洲西村民中间蔓延，一些农民坐不住了，立马出村买肥；一些农民想再等等，却等来更高的肥价。同样的俄罗斯“双马”牌复合肥，李雪飞买的是240元/百斤，迟几天赶集的廖德星却要多出10块。

不同于廖德星一年拉一次肥，李雪飞拉了两次，一次是清明后，一次是8月份，等到第二次的时候，复合肥价格已经变成260元/百斤。种了14亩水稻的他，第一次拉了4000多块钱的肥料，第二次又拉了1000多块钱。

农资易涨难跌

农资价格只见涨，不见跌，“正邦”牌农药在清明前是20块一瓶，清明后变成23块，6月份变成25块，现在还是25块；同样，复合肥从去年的125块涨到清明前的130，再到清明后的240，8月份的260，现在仍然是260。“听说石油、硫磺什么的原料早就降价了，怎么农资价就不降了呢？”李雪飞很纳闷。

李小心翼翼地向经销商表达对肥价只涨不跌的不满，得到的答复是：肥料企业是在原料价格高涨时进的货，现在还在用它们生产，肥料价格当然不能降。

业内人士透露，肥料涨价程序很简单：大型肥料企业根据硫磺等原料涨价的情况，将出厂价提高，区域经销商也随之水涨船高，乡镇零售商再加价将肥料卖给农民，而中小型企业涨价则紧跟大型企业的步伐。肥企——区域分销商——乡镇经销商，农资涨价顺流而下，每多一层，价格便高一截，到农民手上时，肥料价格已经翻了跟斗。这个价格链条传递的时间，有时甚至是在一天内完成的。然而，虽然各种原材料价格如硫磺全面暴跌，但是肥企仍然以种种理由推迟降价，这是行业内普遍的操作原则。这便出现了“涨价如火箭升空，降价似蜗牛下楼”的怪状。在这种不对称的价格运动中，利益受损最为严重的无疑是农民。

等钱用急卖粮

每到8月，洲西村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里，便多了一些来回穿梭的卡车，村民对这些收粮食的车辆习以为常。

粮贩子跳下卡车，走进廖德星家的晒谷场，吆喝一声：卖粮不？

“多少钱？”廖德星问。

“110。”粮贩子答道，这是一百斤的价格。

“能不能高点？”廖德星近乎乞求。

“不卖以后更低喽。”粮贩子颇不耐烦。

廖德星忙不迭地答应，粮贩子又以稻子不干，没有经过风车为由每百斤扣2斤。

廖德星的急切，源于琢磨不透农产品价格的变化，以往的教训让他“不敢等”，最新的例子是，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冰灾让许多“等等看”的桔农血本无归。“今天100，明天就80，都说不定的。”廖摇摇头，“比如花生，11月初还是1块2/斤，现在只有8毛5了。”今年他种的4亩多花生亏了本。

有些村民则是“不能等”。由于家有小孩上学急着用钱，他们早早就把粮食卖了，价格往往更低。尽管免费义务教育已在英德实施，但正如其他地方一样，中学的住宿费、伙食费、乱收费比当初的学费还要高。而洲西的小学生上到6年级，就要转到圆山小学去读——这个小学属于另外一个村委会，伙食费和交通费要增加不少。

收粮的分为两种，一种是赚运费的，例如本村的马桥宝，在本村收110元/百斤，卖到沙口是115块；一种是加工厂老板，自己收粮加工成米。无论哪种方式，对村民来说，粮价都是已经决定好的，只是等待自己确认。

“啊？跟粮贩子抬价？”听到南方农村报记者的建议，廖德星睁大了眼睛，“最多开个玩笑，说能不能提点价，人家也会跟你开玩笑，说‘你叫国家先提啊’。”

与其他村民不同，李雪飞憋了一口气，要等更高的粮价，他的心理价位是120块。等了几天，他终于等来一个电话——沙口镇粮贩谢献根打来的，对方打听到他是大户，有1万斤粮食，愿出价118元/百斤，约定第二天来收。

留下1千多斤自用，卖出9千斤，李雪飞老婆很是高兴，说“赚了一万块”。李雪飞训斥她：光买肥就花了5000多，还没有算农药、人工、机械的钱呢！就光看钱，不看成本！

国家操盘粮价

在灯光昏暗的米店里，谢献根一脸委屈地干笑着。在他看来，决定粮价的，显然不是粮贩，后面还有更大的“老板”。

8月初，谢献根与沙口其他的粮商便去英德市粮食储备公司（国企）打听风声，以便决定自己的出价。储备公司发出的话是110块/百斤，谢献根们据此认为今年的粮价就是这个水平了。

在大站镇，英德市粮食储备公司的储备库正在抓紧建设中。一位负责人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储备库计划库存3万6千吨，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相当于全市108万人维持温饱水平40天所需的消费量。该负责人表示，无论如何，储备公司对本地的粮价有绝对的调控能力。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国家通过四级(中央、省、市、县)粮食储备，可有效地调控当地的粮食余缺，进而控制价格，“要想国内粮价大涨，不可能”。同时，国家还可以通过政策手段控制粮价，第一是最低收购价政策，第二是中储粮不时地拍卖粮食，第三是严格控制粮食出口，所以，虽然国际粮价飙升，国内粮价却仍然涨幅滞后。此前，北京大学教授卢锋已向南方农村报记者表达对国家一手补贴国内生产，一手限制出口的不满。

以上种种迹象显示，国家才是粮价最后的操盘手。这只手如此无形，以致农民琢磨不透。“听说国家提出国内粮价要跟国际接轨，你说城里人能答应吗？”走南闯北，自称“知道城市是靠牺牲农民建起来的”村中能人陈寿财满脸狐疑。

再无种粮大户

李雪飞训斥完老婆后，便仔细算账，每亩用肥240元，同比上涨近100%；农药每亩投入35元，同比增加16.7%；人工35元，同比增加40%；机耕和机收各75元，同比增加25%；总计每亩投入高达460元，同比去年增加50%以上。而受水灾影响每亩粮食产量仅为500斤，粮价为118元/百斤，每亩收入则为590元，减去成本每亩实收190元，他14亩水稻2660元。

“我们夫妻两个人，等于每月每人才挣200块！”李雪飞实在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还不如打工，打工一个月挣一两千也正常。”

令他更加沮丧的是种稻又累又烦，“要除草、杀虫、放水，施肥要两三次，杀虫要五六次。”李雪飞已决定明年少种水稻，多种经济作物，成为洲西村倒下的又一个种粮大户。

最早倒下的大户是陈福礼，他在2002年就种了20亩水稻，但无奈粮价太低，种得越多便亏得越多，他开始减少种粮面积，最后干脆不种粮，搬迁到清远居住；第二个大户是李荣富，2003年种了13亩水稻，因受水灾和粮价低等影响，越种越少，2007年萎缩到7亩，今年只有4亩多；第三个大户周景富，从13亩萎缩到今年的7亩；第四个大户是梁洪苟，2006年种了十来亩，后转入英德做生意；第五个大户是李雪飞的哥哥，2007年种了14亩，今年萎缩为4亩。

至此，洲西村已没有种粮大户。而广东省今年也取消了专门针对种粮大户的种粮补贴，转而“摊起了大饼”——凡种粮者皆可得到补贴，这意味着多种粮食不再受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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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风暴卷走900万农民工

记者 胡亚柱

以物业收入为重要来源的珠三角农村经济面临转型难题，农民工返乡恐引发土地纠纷等问题

种粮收益低下的英德粮农李雪飞慨叹“还不如打工”，但产生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改变了中国无数农民工的生计——

眼下，金融海啸正从太平洋彼岸刮来，飓风震荡东莞之余，已经波及整个珠三角和长三角，乃至全国。中国企业的自信心面临严峻考验，而更让人担忧的是：农民工正成为经济链上最薄弱的一环，面临失业，返乡恐怕还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企业倒闭民工返乡

东莞是中国“制造之都”，本地人口168万，却吸附了1000多万外来人口，涉及全国1000多个县。东莞冷暖，四方皆知。

铁路部门发布权威数据：广州火车站10月份旅客发送量为224.9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10.9%，增幅比前年翻倍；东莞东站情况类似，今年10月发送27.9万人，同比增长9%，而去年的同比增幅仅为5.3%；深圳火车站同比平均每天多发送千余旅客。

广州火车站是最大的民工吞吐地。11月19日，候车室入口几十米外已搭起铁栏杆，有警察戒备，“持有开车前2小时内车票的旅客方可进站候车”。26岁的河南南阳人李军，是返乡农民工中的一员，急躁地挥舞车票，等待安检。他所在的东莞一家小型皮鞋厂刚倒闭，所以只好回家。

据《南方都市报》11月中旬在广州火车站的随机调查，944名受访旅客中有643人为返乡，主要流向粤北、粤西、湖南、四川等地，其中湖南旅客以159名居首。返乡人员中，来自东莞的有181人，来自广州的为166人，来自深圳的有83人，来自佛山的为58人，其余155人来自珠三角其他地方。468名受访旅客在五金厂、制衣厂、电子厂、家具厂等规模不大的外向型企业打工。

另据中西部媒体报道，虽然四川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尚未出现，但农民工返乡人数有逐月递增的趋势。而11月8日湖北省劳动保障厅表示，近两个月时间，湖北省返乡农民工人数已近30万。“湖南在线”则发布消息称，湖南在外务工者返湘找工作的现象已悄然升温。而安徽省劳动保障厅介绍，从10月份开始，安徽省农民工开始回流，合肥火车站出现民工返乡潮。江西省劳动保障厅则透露，从10月份开始，省内农民工开始回流，但本地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纺织等行业已出现订单减少的现象。

一叶知秋。东莞虎门镇龙眼社区是虎门最富裕的村之一，这里的外商加工贸易企业高峰时曾达130多家，龙眼社区外经办主任张志航介绍，近一年来，村里已有十几家企业相继倒闭或搬迁，基本上都是外资，而且仍有企业计划于今年离开。

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统计，2008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据我省工商部门统计，1-9月，全省注吊销企业同比增长37%。以珠三角为例，仅10月上旬，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日预言，珠三角7万家港资企业中，年底时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即1.75万家倒闭，以一家企业倒闭引起500人失业计算，1.75万家倒闭将引起87.5万人失业。

从国家相关部门最新的调研数据来看，目前我国1.3亿农民工中，有5-7%提前返乡，也就是说有650—910万农民工因失业提前返乡。

农民出租收益剧降

产业倒闭与工人撤退，让东莞火热的租赁经济迅速降温。

据统计，2007年东莞全市的出租屋税近5000万元。因为厂房、民房的出租，东莞城乡人均收入当年高居全国第一。正因为租金收入丰厚，东莞市的户籍劳动力有10万人选择了自愿失业，占失业总人数的六成。

但今年不同以往。据东莞市上半年对全市成栋出租屋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在3200栋92064间出租屋中，空置24887间，空置率为27%，空置率超过30%的镇(街)有12个，空置率最大的万江街道达到58.5%。此外，出租屋租金也呈逐年下降之势。在抽样调查的92064间出租屋中，以每间15平方米计算：2006年平均租金为200元/间，2007年降为194元/间，今年则为184元/间。

大朗镇求富路社区，去年居民出租率在85%左右，今年只有70%。同镇的圣堂村，随着几家毛织企业的搬迁，村内每间出租屋每月租金下降百余元。相邻的洋乌村，出租房空置率提高10%。

厚街镇丁山村，为留住一个4000多人的工厂，最近召开村民大会，决定将该厂每个月的租金由60多万减至50多万。同镇的涌口村也决定：从10月1日起，把在本村办公的伟腾五金厂的租金由原来的每月61185元减至51185元。

厚街镇唯一的购物中心背后是寮厦二村。这里多是单体楼，三四层至八九层不等，再分割成鸽子笼般的单元，楼与楼之间建得很紧凑，很多楼阁墙面上张贴着“有房出租”的告示。这些房间租金已经跌到了100元左右，但仍少有人租。

寮厦二村村民林生说，他现在每月要少收6000到7000元租金。林生当年是个地道的农民，上世纪90年代制鞋企业大量在厚街聚集，他学着别人建了一套5层楼房，过起了“包租公”的生活。平时，他主要精力都扑在麻将上，“我们对子女的影响可能真的不太好。我小学毕业，却不劳而获，生活富裕，所以我说服不了两个孩子好好读书工作。我也帮不了他们。”

合俊玩具厂所在的东莞樟木头樟洋富竹一街，只有短短的200米，却有着近百家中小店铺，10年来生意一直红红火火。10月15日，被誉为“全球玩具代工巨头”的香港合俊集团旗下的“合俊”与“俊领”突然宣布倒闭，近7000名职工失业，这些店铺赖以生存的数千名常客消失了。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有店铺贴上了“转让”的牌子，有人带着老小回老家种田去了。合俊仓库外的“荆楚风味小吃”档口，最贵时月租金曾达5000元，如今已人去楼空。合俊玩具厂对面的电话超市已无人问津，而以前合俊的工人在这里打电话还要排队，现在老板只好看电视打发时间。镇上有间杂货店贴着“经济危机开仓大减价”的横幅已经好久了，但日常用品还是卖不动。

有专家指出，大量珠三角企业的倒闭，严重地打击了以物业出租收入为重要来源的珠三角农村经济，后者已经面临转型的难题。

失业与民工荒同现

广州市中心人才市场、东莞智通人才市场和厚街劳务大市场信息显示，10月以来，这三个市场的职位供给量较往年都有所萎缩，而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的求职者约增加10%。

由于外部需求疲软，为规避新《劳动合同法》，东莞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裁员方式。徐仲连是光明(柯式)印刷纸品厂工作10多年的老工人，以前厂里总是加晚班，这段时间却没活干。10月27日晚上，由于无聊，他和同事三人一起在宿舍打牌，结果被公司勒令从10月29日起离职。

而在学界，甚至出现“应适当扶持优质的中小企业，暂缓执行新《劳动合同法》，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呼声。

东莞市劳动局统计显示，今年劳动争议仲裁案件出现大幅上升，劳动监察、仲裁压力明显增加。今年以来，全市劳动争议仲裁庭办结案件数达1.2万件，结案数、调解案件数及仲裁案件数分别是去年同期的3倍、3.4倍和2.9倍。

因欠薪引发的群体事件触目皆是。粗略一算，去年和今年，东莞发生老板欠薪逃匿大型事件不少10起，有人谓之“已成风气”。而政府部门已向辖区内各村打好招呼，“成立队伍，以监督一些有异常的工厂，防止设备被悄悄搬走”。

令人感觉吊诡的是，广东同时出现民工荒。但有专家认为此非幸事，其原因主要是打工者年龄结构上出现了变化，一方面是老打工者年龄逐渐上了35周岁，而多数厂家招工年龄条件设置在35周岁以下。另一方面，新打工者80后居多，年轻人吃不了苦，频繁跳槽。

农民工持续返乡，一些问题可能要在不久的将来才能呈现。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中，45%为外出务工的非农业收入，农民新增收入中，又有70%来自于非农业务工增收。因此农民工外出就业形势的不利状况将给明年农民增收带来很大困难。

显而易见，农民实际收入将会缩水，进而影响农村消费。如此庞大的市场，最近几年才引导起来，尚未形成气候，此后可能会再度陷入疲软。如此，国家扩大内需的导向，又将被装进农民空空的衣兜。

据预测，明年春节后，农民工外出就业率将在保持多年高增长的局面下出现拐点，呈下降趋势。本来要外出的农民工大量滞留农村，很可能会引发土地纠纷和子女重回农村上学难适应等社会问题。(罗科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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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场难保，35岁农民婚事泡汤

记者王宏旺

阳山县百家猪场遭灭顶之灾，但当初受政策鼓舞的农户兴建猪场时却未被告知违章

曾经的增城新塘镇某服装厂老板邓彪，在广东打拼7年后，最终决定回四川广安老家去搞养殖，但阳山县养殖户回乡创业之路并不平坦——

卸下的瓦片堆积一地，七八根水泥柱伏到在田，阳山县黄坌镇左村山边小组村民李志兴，站在被镇政府拆除的猪场里面，目光呆滞，脸上肌肉开始抽搐。他没想到，投入5万多元，今年6月才动工的猪场还没有来得及站立，就已经倒下。将入黄昏，山风从四面涌入这块已成废墟的平地，李志兴不觉瑟缩起来。

阳山县国土局的执法行动，让阳山百家猪场遭遇灭顶之灾！政策，变幻莫测的政策，犹如喜怒无常的汪洋大海，农民则恰似其上的一叶扁舟，大海一个随意的懒腰或者哈欠，对扁舟而言却可能是粉身碎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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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场被拆 血汗东流

48岁的李志兴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在自家2亩多田上，他耕作至今，每年的收入，就是卖粮所得。今年6月，握着几十年辛苦攥下的血汗钱，他与二哥商量建猪场养猪。他的想法很简单：赚一点钱，收一点肥。二哥刚好在本村有丢荒多年的1亩半耕地，二哥常年在外打工，这块田已经丢荒多年。李志兴觉得，在这里建猪场既可以利用荒地，又可以增加收入，何乐而不为？由于资金较少，他选择与温氏合作，由对方提供猪苗和饲料。今年6月，踌躇满志的他在耕地上扎下第一根水泥桩，开始憧憬着美好的生活。

11月14日，刺耳的汽车和摩托喇叭声刺穿了他的梦想。当天下午4点左右，随车跳下了镇政府的10名干部，他们三下五除二，就把顶棚掀了下来。“不要动水泥桩”，闻讯赶来的李志兴二哥看见此景，希望挽回损失；然而无人理会，这群人告诉他，这里是农保区，不允许建猪场，他们将一些水泥桩砸倒在地，扬长而去。

此时，李志兴正在黄坌镇上，等他赶到时，猪场已经面目全非，李志兴一下子就头大了。

在李志兴猪场的不远处，欧学雄的猪场依旧站立，此情此景，他不知道自己应该高兴还是悲哀。高兴的是，猪场没有像李志兴的一样，成为废墟；悲哀的是，镇政府通知他：等你这批猪出完栏，就要拆掉猪场了。

欧学雄是黄坌镇最早与温氏合作养猪的农民，在外拼搏多年的他，已经厌倦了在城市打工的生活。2007年初，他碰上了一个以前的同学——现在的温氏员工。这位同学跟他说了跟温氏养猪的种种好处，欧学雄动心了。跟李志兴选址一样，他首先想到了自家1亩8分的农田。2007年6月，他投入13万，顺利建好猪场，并没遭到干涉。同时，他投放猪苗，出栏的时候，“360头猪，死了2头，卖给温氏的是358头。”欧记得一清二楚，当时他赚了2万多。兴冲冲的他连忙投下第二批猪苗，等着今年的丰收。35岁了，还没结婚，他是这样计划的：在外工作不稳定，不适合结婚，等养猪赚了钱再做打算。

与李志兴一样，他的梦想也要破碎了，更惨的是，他的婚事恐怕遥遥无期，因为他要先还清借人家的6万块钱。

这一切，都源于不久前的一份文件。

罚金上万 不堪重负

11月10日，阳山县国土资源局发布《关于限期查处整治违法违规用地的紧急通知》，要求对2007年11月至今新发生的违法违规用地，在2008年11月15日前完成整治，清远市政府和省政府将在11月25号之后进行检查验收。对占用农保区的违规建筑提出要“坚决予以拆除”，而对非农保区建设的养殖场，经国土资源局处罚后补办临时用地手续，处罚的标准为：2008年11月20日前交的，每平方米罚款5块，而在这之后的，则要翻倍，达到每平方米10块，同时，办证猪场还需要交纳每平方米12元的复绿押金，以防止猪场两年之后不进行复绿工作。

“马上，第四次卫片就要开始了。”阳山县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队队长毛志标透露其中原委，他正是上述文件的起草人，他所称的第四次卫片，即为全国第九次卫星拍片土地执法检查。

李志兴、欧学雄的猪场建在农田保护区上，难逃被拆的命运，而对将猪场建在旱地上的农民来说，虽然猪场不用被拆，但这笔罚金也足够压垮他们。

“1平方米17块。”养猪户林炳权给记者算账，“一个500平方米的就要交8500块，再大一点就要一万多，我们怎么交得起。”养猪户大多是打工回乡创业的，积蓄不多，基本都是借钱建猪场的。

“今年才建场，猪都没出栏，哪来的钱啊。”另外一个猪农、放弃了中山打工的黄松安叫苦连天。

“为什么当初我们建猪场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们这是耕地？等到建好了，你才说不合法，这不是坑人么。”林炳权质问。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黄坌镇副镇长郑柏杨面对记者同样的诘问拉下了脸，“我们是按照县国土局的文件执行的。”

“主要是人手不够。”毛志标这样分析，“有的乡镇国土所才1个人，车辆配置也不够，所以很难通知。”

“建猪场不是一天两天，哪个猪场不是要建几个月？”欧学雄对此不屑一顾，“几个月都发现不了？”

一样违规 两种处罚

据毛志标介绍，在2006年11月到2007年的卫星拍片中，专家看图分析，发现阳山出现一些违法违规用地，主要是两类：一是省重点工程清连高速违法占用耕地1000多亩；二是各类矿山占用耕地1000多亩。而猪场占用耕地相对以上两者而言较少，阳山有100个左右猪场鸡舍、每个猪场按500平方米计算，占地5万平方米，尚不足100亩。

猪场违法违规占用耕地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占用农保区的耕地，这类要坚决拆除；二是占用旱地的，这类需要先罚款(每平方米5元)，后办临时土地使用证(最长有效期两年)，同时，需要交复绿押金(每平方米12元)。

“建猪场，省、市都很支持，我们也很鼓励，所以，我们对猪场的处罚比较轻。”毛志标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对矿山的罚款是每平方米20元。

然而，作为省重点工程的清连高速公路违法用地情况，阳山县似乎束手无策，县国土局给清连高速公路公司发了处罚通知书，对方的回复是：清连高速属省重点工程，相关问题需与清远市国土局协商。

“这不是欺弱怕强么？”一个养猪户听到记者转告后，忿忿不平，“专门欺负我们农民。”

“如果政府欺人太甚，我们只好从国土局楼上跳下来了。”欧学雄代表猪农说。

不求支持 请别刁难

案几上的红木神龛里，瓷制观音菩萨结跏而坐，墙壁上挂着温氏养猪技术指南，香火充盈在这间由水泥砖砌成的小屋里，林炳权每天都会向观音菩萨祈祷，祈祷自己新建的猪场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但面对现实，林炳权苦笑不已。

许多养猪或养鸡户都是在城市打工若干年后回乡的。25岁的罗海友初中毕业一直在顺德修理空调，他决定回家，离开这高风险的行业和地方；欧学雄，辗转惠州、广州、佛山，在餐饮店做服务员，最后一个工作是在深圳布吉市场后面的西餐厅，受经济不景气影响，人流越来越少，收入也越来越低，他也选择了回家；林炳权，在广州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开了3年车，看不到未来在哪里，回家；黄建卫，初中毕业就在顺德一家电镀厂，今年8月，电镀厂受金融危机波及，被迫关闭，他花了一个月时间，找不到工作，回家……

城市越来越高高在上，他们选择回到农村，以为是一个避风的港湾。他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去年8月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这一文件，对“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建设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和限制生猪饲养”这一表述倒背如流；他们最不解的，是在荒山荒地上建猪场，与国与民有何不利；他们最痛恨的，是建猪场的时候风平浪静，无人通知违法违章，等到卫星要扫过了却强行拆除。

11月16日晚，黄坌镇上的小餐馆里，这群猪农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支持我们养猪。”林炳权小声嘟囔。

来阳山学养猪技术的重庆人谭冰大声打断他的话：“不求支持我们，只要政府不刁难，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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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罚养殖户：我是怎样从城市回到农村的

17岁出外打工

 失业回乡养鸡

□黄建卫(男 23岁)

我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那是2002年，我17岁。我到的是顺德容桂镇，找到了一家电镀厂，从此一直在那里呆着。最开始，没有技术也没有文化，只能做学徒。电镀是这样的，把客户给我们的机器设备什么的放进电镀池里面，镀铬防止生锈，自动上色，不是很麻烦的工作。

19日19时许，警方接报，宜家家居接到一威胁信息称“店内有炸弹”… 工信部出重拳严打山寨手机 [已向国内200多款手机发标识号][更多] ·欧元之父建议中国给每人发800元购物券 ·全国大部大风降温今发布寒潮橙色警报 ·温州瑞安副市长获刑仍领薪6年市委回应 ·周正龙欲为自己翻案 否认华南虎照作假 ·老师罚14岁女生做200下蹲 称锻炼身体 海盗凶猛：中国船员海外险途 ·基金黑幕下的股市十年困惑中国水源危局 ·深度|美国州长卖官：明码标价透明交易 ·国际|普京要求国企绝不能花钱买进口车 ·博客|毛泽东房内炸弹之谜倪震该学李敖 ·军事|俄罗斯军舰冷战后首次到访古巴 ·英语|无痛英语学习揭秘五分钟英语充电

我们是一个小工厂，加上老板和老板娘，才十几个人，老板娘会给我么做午餐和晚餐吃，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而到了星期天，老板娘就会给我们加菜。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我对厂子是很有感情的。

6年，至少我看来，这个厂子发展得很好，我的工资从学徒时候的300块一个月，到正式工时候的900块，再到今年的2800块——加上伙食补助，差不多3000了。我这样一个初中生，是很满意的，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我想我会一直做下去。

但是，我的希望泡了汤。今年8月的一天，老板突然召集我们这些工人，说厂子要倒闭了，你们去财务那领工资，然后回家吧。我十分震惊，这么好的一个厂，怎么说倒闭了就倒闭了。老板也很痛苦，说今年的原料涨价太凶了，硫磺、铬干都价格飙升，而且，顺德一些工厂纷纷倒闭，拿过来上铬的机器越来越少，工厂实在无法支撑下去。真没想到，这个1996年建的厂子，挺过了这么多风雨，却挺不过这场人家称作“金融风暴”的东西。

我很难过，默默地去财务领过5600块——两个月的工资。但是我没有想到回家，做电镀，回家能干什么呢？我还是呆在顺德，想找到新的工作。整整一个月，什么招聘会，什么工厂，都走遍了，没用，我们那是个电镀城，有很多家工厂，但是受经济形势影响，大多都没有事做，没有人愿意要我。

回家吧，没有什么办法了，总不能不做事。在我们黄坌中学，跟我一样初中毕业出去的，据我所知还有七八个人像我一样，也是工厂倒闭回家了。我跟我父亲一起，把打工赚的钱都拿了出来，建起了一个鸡舍，但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问题。城市中容不下我，难道农村也容不下我么？

安装空调腿发软

回家养猪遭狙击

□罗海友（男 25岁）

我之前也在顺德打工，但我没有见过黄建卫，阳山外出打工的人太多了。我读是中专，毕业就来到了顺德，当时我21岁。因为我学的是技术，所以到顺德找的也是空调维修的工作。这个行业很危险，压力很大，经常，我需要吊着保险带，从大厦的外表下去，给人家安装或者维修空调。

有一次，我被派到一个住宅区安装空调，从32楼吊下10楼的厦体表面，下去我不觉得怎样，等我安装完毕，上到楼顶，往下一看，腿就软了。

空调行业今年不好做了，空调安装量只有去年的一半，其中的原因，大家都知道，经济环境不好，买房的人少了，安装空调的自然就少了，而且今年雨水特别多。

安装得少，我的收入自然也少了，我想想还是回家算了，在外面做了那么久，有什么好的，天天跟高楼大厦打交道，可那不是我的家，还是在家里安全。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多好：在外面，家人担心我，我也挂念家人。

于是我今年就回来养猪，我想这几年猪肉价格这么高，跟着温氏，应该不会亏的吧，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