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家族企业需要改革

 家族企业最近在亚洲被媒体负面宣传，这倒迎合了企业肥皂剧爱好者的胃口。印度最大的公司瑞来斯(Reliance)已分裂，公司创始人的几个儿子长期公开不和。在香港，赌王何鸿燊与其姐姐就分红比例公开争执，赌王的企业因此分裂。韩国SK炼油集团已击退外国投资人驱逐公司董事长的企图，这位SK创始家族的后裔已被定重罪。

    这些事件显示，在通常笼罩着神秘面纱的亚洲企业背后，有着肮脏的勾当，其中还包括许多上市公司。这暴露了该地区家族式资本主义模式的缺陷，它再次提醒人们，购买亚洲企业的股份和分享其经济成果是两码事。

    它们还对企业治理活动人士有用，这些人称亚洲企业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中生存，就必须改革。一些公司了解了这个信息，它们巩固了董事会，强化了内部控制，淘汰了不合格的家族成员，并从家族外雇佣人才。但更多公司却无动于衷。即是在管理有方的企业(例如印度的塔塔集团(Tatagroup))，家族成员也不会心甘情愿地让出控制权，除非被继承危机所迫。这种情况毫不奇怪。家族企业是德国和意大利工业的中流砥柱。在美国，家族企业包括贝克特尔(Bechtel)、嘉吉(Cargill)、利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和玛氏(Mars)这样的重量级公司。

    由于历史上缺少可替代的模式，也由于亚洲鲜明的社会和文化特征，造成家族资本主义在亚洲盛行。在殖民统治下，本地企业家被限制在本地经营；中国共产党曾把他们赶出中国；而在其它地方，海外华人遭到排斥。鉴于社会大环境的敌对和猜疑，将一切都保留在家族内部是一种自卫反应。

    家族资本主义取得了极大成功。东南亚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批经营家族企业的海外华商。今天，在中国大陆的国内经济结构中，与国家保持着一定距离并处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家族企业，是最有活力的经济部门。

    全球各地的大多数企业，一开始都是由所有者管理的企业。通常，这些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最多，进行的商业革新也最多，也更渴望承担风险。亚洲比世界其它地方拥有更多这样的企业，其实是亚洲的一个福气。但在整个亚洲地区，这类企业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障碍。

    中国是沉迷于企业规模就是商业实力这一幻觉的最新的一个国家，因而，在吸引资金的竞争中，中国的小型家族企业根本不是国有大型企业的对手。在日本和印度，初创企业只有在全新的市场中、或者在还尚未被严格法规和官僚作风所窒息的市场中才有机会兴盛发达。在韩国，初创企业很有可能被财阀所扼杀，而财阀本身就是规模过大的家族企业。看来，只有在企业平均寿命只有世界其它地方三分之一的台湾，初创企业才基本上能自由扮演自我革新的熊彼特式的角色。

    一些初创企业成功地取得了突破，然后成了大型企业。此时它们的长处变成弱点，开始一代不如一代。其症状通常是管理层墨守成规，继承人缺少才能和动力，家族内部在公司利益上长期争执。

    这种代际挑战不是什么新鲜事。描写一家德国商社衰败史的托马斯•曼(ThomasMann)的小说《布登布鲁克家族》(Buddenbrooks)，便是一部深刻记录一个多世纪前代际挑战的大事记。西方各类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努力应对这种代际挑战，成效不一。随着大批亚洲家族企业创始人退下权位，东方的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考验。

    这个问题需要这些亚洲家族企业及其股东来解决。政府只有在公平竞争受到威胁时才应该介入。保护那些拒绝革新的大型公司将阻碍健康的企业竞争进程。亚洲经济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充沛的活力，政府需要进一步释放这种活力，而非窒息这种活力。

《全球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