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理论：漫谈儒家的人才观

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清光绪帝接受张之洞、袁世凯的建议，“废科举，兴新学”，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主流思想长达两千余年，影响延续至今。虽然自“五四”之后，西学东渐，儒学日衰，但如果有谁想在人才领域彻底否定或摆脱儒家的影响，恐怕也是“痴人说梦”，难免落个“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下场。君不见时至今日，不是仍有人在大力鼓吹“少儿读经”，提倡以儒学经典为核心振兴国学吗？其观点正确与否另当别论，但冷静、客观地检讨一下儒家的人才观思想，无论对于今天还是将来，都不乏现实意义。

　　毋庸讳言，儒家的人才观思想集中表现（或曰局限）在伦理道德层面，基本不涉及科学、技术、工业、农业、商业等物质文明建设领域。但如果因此就断言是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进步，则不仅是偏见，而且是十足的无知。须知正是儒家思想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忠臣孝子，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坚实脊梁。每当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正是这些志士仁人挺身而出，舍生取义，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以其高尚的人格和道德精神力量感染了整个民族，唤醒了整个民族，从而一次又一次地挽救了中华民族。这也正是为什么与我们同时以及或先或后产生的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文明全都亡国灭种了，唯有我中华文明能原文原种传承至今的根本原因。难怪南怀瑾先生要把儒家比作粮食店，认为万万倒闭不得，否则中华民族将无精神粮食可吃而变成行尸走肉。我想这才是儒家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谁也不能因其可能存在消极的一面而否认其价值，比起民族生死存亡之大事，一时的发展先后快慢又算得了什么？凡是有出息的子孙都会把成绩和进步归功于祖先并以祖先为荣，只有不肖子孙才会把困难和问题归咎于祖宗以推卸自己的责任，所以数典忘祖的民族不可能是有希望的民族。在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是该到了正确认识和评价儒家思想现实意义的时候了。

　　儒家的最大贡献是全面确立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价值观体系。不管儒家祖师孔子、孟子的学说最初的原意是什么（那是留给专家们研究的问题），最终是在儒家思想体系影响下，中国人总结、提炼出了正确处理个人本体与客观世界方方面面关系的原则与规范，形成了包括“忠、孝、仁、义、礼、智、信、廉、耻”等“五常”、“四维”在内的健全、完善、崇高、伟大而气势恢宏的道德体系框架。

　　毫无疑问，正是这一道德价值观体系使得中华民族成为有别于其他任何民族的伟大民族。尽管千百年来她不断受到当权者为了统治需要而有意地予以歪曲变形（如“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近代又受到个人主义之上的西方文化思潮的猛烈冲击，但两千多年的儒教影响已使她深入人心，已渗透到中华民族的骨子里，只要她存在，中华民族就不会灭亡。所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从恢复和振兴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开始。

　　也正因如此，儒家的人才观首先要求人才必须是道德完善之人，必须是“忠孝双全”，能够“义以律己，仁以待人”之人，是不断求知之人，是信守承诺之人，是讲求“礼义廉耻”四维俱张之人，而与其是否识字倒关系不大。由此想到那些只因读了几行书，或混得几张文凭，便动辄自称“儒商”、“儒将”或“新儒家”的学者们，是否先检讨一下自己的道德水准及完善程度，如果自觉有所欠缺，则最好不要再打“儒家”的招牌，这样方既能保住“人才”之美名，又不至于授人以柄，贻笑大方。因为儒家所说的人才毕竟是以道德为第一标准。然而，除此之外，儒家之人才观另有更科学、更全面、更详尽和现实的标准要求，例如：

　　其一，人才必为胸怀天下，有历史使命感之人。儒家经典《大学》篇开宗明义即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进而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步骤。足见儒家人才是以弘扬美德，教化民众，使天下人心向善为己任，从而使“修、齐、治、平”成为古今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目标，从汉人之“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唐人之“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宋人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人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清人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直到时下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可谓一脉相传。今天虽然据说已经到了“张扬个性”的时代，然“志小者不可以谋大，趣卑者不可以谈高”，仅为“实现个人价值”而奋斗，恐终究难成大器。

　　其二，人才必备“中庸”之德，绝非走极端之人。孔子曰：“过犹不及”。程子（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不仅东方圣人执此说，西方圣人也认此理。例如比孔子晚一个多世纪的亚里斯多德亦在《伦理学》中指出：“中庸之德就是不过多，也不过少，不趋于两极端的。”他甚至把人类的一切美德都归于“中庸”，认为“勇气，为恐怖和粗暴之中庸所存的德；节制，为佚乐和据守之中庸所存的德；惠与，为奢侈和吝啬之中庸所存的德；大度，为傲慢和卑屈之中庸所存的德；温和，为忿怒和圆滑之中庸所存的德；谦让，为倨傲和畏葸之中庸所存的德；机智，为诙谐和鄙野之中庸所存的德；友爱，为阿谀和简慢之中庸所存的德。”虽然近百年来中庸之说饱受攻击，但历史无情地证明，无论是国家、民族、政党和个人，在其走极端路线的时候，其后果都必然是巨大的灾难。这一点足以为今日的浮躁学者及愤世嫉俗的“愤青”者戒，哪怕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盖莫能外。

　　其三，人才必为崇尚气节之人。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後凋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曰：“吾善养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故自古以来，无论是个人自律还是社会期盼，都要求知识分子气节为先，“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关键时刻要敢于“以身殉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人才（名人）的要求尤其如此。虽然自从没出息的宋儒偷换概念，将“守节”之重担强加给妇女之後，文人气节日渐衰微，近代政治高压下能够守节之名人更是凤毛麟角，但民心所向却未见其有多大变化，凡保守气节者总能得到万众仰慕，丧失气节者多为人所不耻。须知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知识分子都被视为社会良心的代表，故文人失节，无疑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凡号称或自称知识分子者，都应当对此有所警戒。

　　其四，人才必为多才多艺，全面发展之人。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提及文人，必是“四体不勤”之文弱书生；提及科技精英，必是只知数理化而余事不知的书呆子；提及体育人才，必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之粗女莽汉……，实际上这是现代“工厂化”教育所造成的结果，去儒家之教育目标远矣。须知儒家至圣先师孔子自身就是身材魁梧，文武双全之人。他教弟子知识以《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教弟子技能以《六艺》，即礼、乐、射、驭、书、数也，涵盖了军事、文学、艺术、历史及自然科学各个方面，可见儒家主张通才教育。至于明清之际纯以“四书五经”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那是宋明理学与帝王之术相结合的产物，远非儒家教育思想本意。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仍然出现了能“上马治军，下马治心”的王阳明、曾国藩等儒家人才的典型代表。而现代之杰出人才，亦普遍是文理双修多才多艺之人。故无论在何领域，欲要成才，都须明白陆游“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道理，还是以多方涉猎，全面发展为宜。

　　其五，人才必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之人。从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认为“小人求诸人，君子求诸己”，到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及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说，均说明儒家人才观重在律己，要求他人不过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与现代“人才”动辄指责他人，抨击社会成为鲜明对比。

　　虽然儒家提出了如此科学、全面的人才观，但平心而论，纯儒家的人才还是以从事教育，承担教化民众的任务较为适宜，干别的事情均多少有些力不从心。因为儒家虽在道德价值观建设上功不可没，但在方法论建设上却不得不承认有所欠缺，从其祖师爷那里即是如此。例如孔子在强大的齐国发生宫廷政变时，竟然主张弱小的鲁国出兵讨伐；孟子在滕文公问及如何面对强国齐楚的威胁时，所出的主意也无非一是搬家，二是凿池筑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死，全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足见其多了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却少了些如何“知其可”的理论和方法。故纯儒家的人才在太平盛世当个官还可以，表现好的尚可留下“忠臣”之名，而一旦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候，就只能或是“临危一死报君王”，或是夹在“八娼九儒十丐”之间苟且偷生，全无用武之地（所以今日“新儒家”们鼓吹以儒学经典为本振兴国学，恐非国家之福）而在兵荒马乱之际，真正能出来纵横捭阖，叱咤风云，挽狂澜于既倒者，多属道家人物，故自古即有“道家打天下，儒家坐天下”之说。至于道家的人才观又当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来源:英才网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