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公社食堂》

关于《人民公社食堂》

历史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由于共和国的建立，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画面临着生存的挑战。为了生存，也为了艺术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和自身的发展，中国画进入到历史发展的转型期。这一转型期有着革命的阵痛，也有着阵痛后的新生。
　　繁荣国画的社会要求和国画写生的具体实践，为新山水画的确立创造了生存契机；关于国画创作接受遗产的讨论，为新山水画的成型奠立了理论基础1；周扬对几年来山水画发展给予的肯定2，为新山水画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这一切的实质都是为了落实毛泽东所提出的党的的文艺思想：使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显然这也是为了巩固新政权的需要。
　　1957年，随着北京中国画院的建立，表明了国画在新政权中有了明确的地位，同时，对于新生的传统艺术来说，也表明了国画已经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表现时代要求的体系。即通过表现新的生活，表现毛泽东诗意，表现革命圣地，使其在题材上获得新生，同时通过几年的实践，在表现形式上也有了重要的突破。新的题材和新的形式之间的结合，是这一新体系得以建立的根本。回顾几年来国画在表现抗美援朝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等重大政治运动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出现了一批反映时代现实生活的作品。实践证明，传统艺术能够承担时代的重任。在这一时期中，北京和江苏作为两个重要的国画阵营，南北呼应，为国画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显著的成就。1958年底，在举国上下各行各业的“大跃进”运动中，《江苏省国画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共展出60余位画家的161幅作品，使江苏国画跃起于中国画坛。傅抱石代表江苏的国画家在总结成功经验的时候不仅提出了：“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同时还提出了党的领导、画家、群众三结合的创作方法，为中国画坛树立了一个时代的样板。在这次画展中出现一幅江苏中国画院集体创作的《人民公社食堂》（又名《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3，以其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的鲜明特征，引起了美术界的注意。
　　在1958年5月5日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基于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号召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此后，在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到8月中旬，毛泽东在山东和当地负责人谈到关于大办人民公社的问题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当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在报纸上发表后，一些地区相继出现了联乡并社转公社的热潮。和以往运动以点带面全面展开的经验一样，8月30日结束的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于是一个全国性的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到9月底，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达总农户的90.4％。这是《人民公社食堂》产生的时代背景。
　　1949年前后，随着农村的土地改革，各种层次的集体所有制的劳动方式在不断地推广和完善，直到人民公社制度的确立，其中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为深入农村的美术家们所关注，并以不同的方式在作品中得到表现，其中在一定时期内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有汤文选的国画《说什么我也要入社》、姜燕的国画《办社去》等，其它像拉着牲口或农具入社的场面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画面。当人民公社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而成为新生事物的时候，在一段时间内都是美术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鲁迅美术学院集体创作的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广场上的两座雕塑——《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万岁》、《农林牧副渔生产全面发展的人民公社万岁》——“突破了对生活现象作直接描绘的限制，采用了集中而又概括的、具有很大象征性的巨大纪念碑的手法，生动而又很有鼓动力量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伟大现实面貌和精神。”4在1958年之后，以表现人民公社丰收为主的歌颂人民公社的作品成了美术展览会上的主流作品，而其它表现人民公社的生产、机械化、水利以及食堂、敬老院、托儿所、夜校等，也都是常见的题材，特别是一直为花鸟不能为政治服务所困扰的花鸟画，也通过表现人民公社的丰收，找到了能够为政治服务的一个渠道，像娄师 白的国画《人民公社红灯举》，以传统的《岁朝图》的模式表现了“人民公社红灯举，照得万年百花开”的主题，则为花鸟画反映政治内容而独辟蹊泾。
　　《人民公社食堂》作为表现人民公社的一件重要作品，在当时能够得到普遍的社会关注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重新审视它的创作过程，不仅可以揭开尘封40余年的内幕，而且也有益于对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傅抱石在总结这幅画和同时期的另外几幅集体创作的作品时，提出了“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其中的“党的领导”，确实是新中国美术创作和美术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有许多成功的事例都为此作出证明：领导出思想是创作成功的基本保证。1958年，面对这次新的政治运动和时代的要求，国画如何反映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代的重任又一次摆在了江苏国画家的面前。在画家们刚感受到即将到来的新的政治运动的时候，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苏省委，要求江苏国画家画人民公社食堂、大炼钢铁和工人不要计件工资这三幅画，作为重大主题创作的代表。陈毅之所以将如此重大的主题创作任务交该江苏，是因为他认为江苏有这方面的力量，有一批敢于创新的老画家。而此时北京的中央美院国画系已改为“彩墨画系”多年。省委在接到电话后由宣传部副部长钱镜人通知文联党组分管美术并负责筹备江苏国画院的亚明，由亚明落实陈毅的指示并组织创作。尽管亚明在当时是一位青年画家，但是他担负的领导重任以及多年从事革命美术工作的经验，无疑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基本保证。
　　此时正在筹备的江苏国画院，集中了江苏的一批著名画家，其中吕凤子任主任，傅抱石、陈之佛任副主任，他们在民国时期就享有画名。亚明在接到这一政治任务后，和傅抱石一起组织画家去郊区的栖霞山人民公社体验生活，画家们带着行李，和农民吃住在一起，在劳动锻炼中收集到一些创作的素材。回到南京后，开始了集体起稿，由亚明执笔。这之间，画家们精诚团结，群策群力，深具传统功力的老画家钱松岩搭房子，傅抱石不时地出点子，人物画家画人物，山水画家配景，很快就拿出了初稿。其间省委领导多次关心创作进展，钱镜人在看了初稿后，提出：人民公社不仅要有饭吃，而且要吃好。显然以一个具体的画面表现吃饭很容易，而要表现吃好就比较困难。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三结合”中的领导再一次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钱镜人提出在食堂门前树一块牌子发布一通知：“今日三菜一汤外，每人增加猪肉半斤。”如此，人民公社食堂不仅能够吃饱、而且能够“吃好”的问题就解决了。尽管这块牌子在全画中的比例过大而失去生活的真实，但是艺术表现生活应有的真实性却在“人民公社”这一根本的问题上已经丧失，那么表现中的一些具体细节的失误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人民公社食堂》表现的是一个时代的重大主题，围绕着“公社食堂”，还表现了与之相关的许多社会主题，其中有“劳武结合”、“幸福院”、“托儿所”、“光荣榜”、“粮食加工厂”，都是社会中的新生事物和新风尚。在这一画面中，表现丰收的粮仓和送粮的车队，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的标语和喇叭，反映全面发展的风车、树木和渔船，构成了一幅理想化的人间乐园，反映了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人民公社化的失误和极度颂扬的夸张，使这幅画不仅成了一段历史弯路的见证，同时也是一个艺术发展歧途的见证。40年后，当年组织这幅画创作的亚明则评价这幅画是“扯谎之大全”。因为当年的人民公社食堂违背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社会现实，人民没有吃饱，更没有吃好。尽管当年的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谢海燕教授在该院的动员大会上，以一句极具诱惑力的“同学们，放开肚皮吃吧！”来结束报告，但这种理想化的“吃饭不要钱”，也没能坚持多久。历史又回到应走的轨道上。11月28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至此全国的人民公社食堂相继关闭。
　　《人民公社食堂》用传统的风俗画构图方式，将所要表现的各个方面串联成一个复杂的画面。风俗画通常是以洋溢着喜气的审美形式，最大限度的调度各种艺术手段，夸张地表明一个主题，如宋代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典型的代表。夸张的现实主义不时地服务于画面的需要，将诸多的美好事物统合在一个画面内。这样一个反映农村新貌的作品，也是集江南江北之胜，反映了画家多年体验生活的成果，其中远处的稻垛就是宜兴的样式。全画最后以傅抱石的题跋点明并深化作品的主题。画的右上角的题跋为：“吃饭不要钱，老少尽开颜；劳动更积极，幸福万万年。一九五八年十月江苏国画院钱松岩、余彤甫、魏紫熙、宋文治、徐天敏、吴俊发、张文俊、叶矩吾、亚明、傅抱石集体合作。”这之中，余彤甫（1897—1973）和钱松岩（1899—1985）是来自苏州和无锡的老画家，余彤甫曾任上海美专教授，钱松岩一直执教于无锡美专，他们于1957年前后调入江苏国画院。傅抱石（1904—1965）一直活跃于南京画坛，并以其全新的创作成为新中国画坛上的重要人物。余之魏紫熙（b.1915）任画院办公室副主任，张文俊（b.1918）任画院办公室主任，宋文治（b.1919—1999）任画院办公室秘书，吴俊发（b.1927）任美协江苏分会筹备委员，叶矩吾（b.1923）为画院画师，徐天敏（b.1928）刚毕业于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任职于美术工作室，亚明（b.1924）在十人中年龄仅高于吴俊发和徐天敏，时年35岁，但任职最高，责任最大。这样一个创作集体，可以说是集中了江苏的国画界精英。在这一创作集体中，还有一位被挖掉名字的作者，他就是画院的理论家郑秉珊，太仓人。现在已经难以找到他的传记资料，只知道他1957年在《美术》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研究古代画家的文章《黄公望》。据说他曾任国民政府某部的专员，1949年后一直隐瞒历史，直到该画完成后才发现，经省委的指示将他的名字去掉。
　　离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人民公社食堂》就已经完成，正如《美术》记者所言，“表现了江苏国画家们高度的政治热情”。到12月28日，《人民公社食堂》参加了由全国美协和美协江苏分会在北京举办的《江苏省国画展览会》，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光在给江苏国画院画家的一封信中，指出《人民公社食堂》等作品，是“在创作中努力追求‘忠实地反映现实，抓住共产主义萌芽，把握更新更美的生活’可喜的收获”；是“政治挂帅、走群众路线和深入群众生活，运用集体智慧，积极创作三者结合的成果。”省委宣传部部长欧阳惠林也在《美术》1959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指出《人民公社食堂》等作品，“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共产主义萌芽，发扬了共产主义的精神。这些作品说明了中国画不再是文人雅士的消遣品，不再是宫廷、别墅里少数人的珍藏；而是人民手中的战斗武器之一，又为广大人民所享有。这些作品又说明了中国画的内容并不注定只能是荒山古寺之类的内容，他完全可以反映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和共产主义的思想面貌。我们可以说，中国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伟大气魄，进入了中国画，是某些消极颓废的作品黯然失色。”
　　显然这幅画有许多重要的现实意义，傅抱石在一篇深具影响的重要文章《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中，总结了其中的创作经验，认为：“通过几幅画的创作，作者们无不深深地认识到，党是如何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的创作、热情洋溢地支持我们的创作。我肯定同志们一定和我有同感：当领导同志为我们的创作反复推敲、又高兴又婉转地提出意见，特别是指出某部分的缺点的时候，真是既令人感激又令人佩服。当我们经营某一个主体（如‘人民公社食堂’）而遭到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领导同志既谦逊而又极其中肯的讲话，帮我们打开了思路，解决了问题；又当我们紧张、愉快地完成了初稿时，我们自己也知道还存在很多问题，而我们听到的却是鼓励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曾一再访问南京郊区的十月人民公社和晨光机器厂，得到农民、工人兄弟的莫大帮助，他们的不少意见，对创作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傅抱石还指出“所谈的问题实质上是国画家世界观和艺术观的问题”，“对国画家来说，通过劳动锻炼，投入生活，改造思想，争取政治括帅，争取更好地为人民多画些作品，笔墨才可能从创作中得到提高。”
　　《美术》1959年第1期首次发表了这件作品。1959年3月24日，《人民公社食堂》以及同时集体创作的另两件作品《工人不要计件工资》、《小高炉遍地开花》，候选参加在苏联莫斯科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其中《人民公社食堂》不知道什么原因在第一次送展的时候被退回，个中原委尚待进一步研究。
　　《人民公社食堂》现存有两个版本，其一为江苏国画院所藏；其二原为南京饭店所藏，后参加了嘉德拍卖公司的97年秋季拍卖会“新中国美术专场”拍卖，以41.8万元拍出。
　　《人民公社食堂》以反映江苏国画家的政治热情和在表现现实题材方面的成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为江苏国画赢得了声名。由于江苏国画家在“大跃进”运动中的积极表现，才有了1960年由傅抱石、亚明等13位画家的2万3千里写生壮游，以及后来的《河山新貌》专题展览，从而确立江苏国画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傅抱石、钱松岩、亚明、宋文治等一批画家也因此而奠定了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

　　注：
　　1陈履生《江山如此多娇——20世纪50年代的“新山水画”》，《20世纪中国画——“传统的延续与演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杭州，1997年3月。
　　2 1955年，周扬在全国美协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会议上做了《关于美术工作的一些意见》的报告，指出：“近年来，新的国画创作已有很多的成绩。国画家开展写生活动，这是很好的事。好处首先是在，打破了国画界传统的模仿风气。我们必须把创作放到生活的基础上。国画的改革和发展，是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真实反映新的时代的生活的要求，违背新的时代人民的需要的。”
　　3本文的写作得到了亚明、宋文治、吴俊发、谢海燕等先生的帮助，谨此致谢。文中的部分史料源于对上述 当事人的采访。
　　4王珂《全国农业展览馆广场上的两座雕塑》，美术，1959年，第12期 。
　　5《人民公社红灯举》，137厘米×68厘米，参加了嘉德拍卖公司97年秋季拍卖会的“新中国美术专场”拍卖，以3.3万元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