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经济学（28）：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生活中的经济学（28）：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我有一位朋友是极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致力于研究“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说法原出于英国哲学家边沁对于道德的解释，现在常常出现于政治家的口号中，因为它非常具有吸引力。如果每一个人都获得幸福是不可能的，那么多数人的幸福显然比少数人的幸福更好，而且更多的幸福也应比较少的幸福更好，所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似乎天经地义地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可是仔细一想，这种看法有两个根本性毛病。第一，每个人很自然把自己置于“最大多数人”的行列之内，但万一自己沦落为少数人就难免陷入悲惨的境遇。所以我们应当追求的或许是“社会上最不幸的人也有一个较好的生活条件”，而不是只讲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顾其他人。类似地，历史上阶级矛盾总是少数人压迫和统治多数人，然而我们不能以多数人压迫和统治少数人来代替它，因为只要有被压迫的人群存在，任何人也难免有朝一日不知什么原因忽然变成了少数人中的一员。在阶级斗争主宰一切的年代里，我们总以为反革命只是一小撮，斗倒了他们才能保证多数人的幸福。可是到后来挨斗的人越来越多，人人都有被揪的危险，这才醒悟到不保护少数人是错误的。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才是具有宽广胸怀的革命家应该追求的目标，可是不制裁少数真正的坏人又不能保护好人，问题之难就难在这里。

   其次，所谓“最大幸福”，只有当幸福的大小可以比较时才有意义，否则无从比较何者更为可取。例如美国实施个人收入的累进所得税，累进税率越高则越不利于富人，而较有利于穷人。极高的税率可以消除一切贫富不均，这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绝对平均主义。这不但不利于富人，而且对一切人不利，因为它断了一切人改善自己境地的希望。那么究竟多高的税率能给人们最大的幸福呢？这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美国最高税率达到90％，以后多次降低，1988年降到了33％。经济学中的严格推论无法证明不同人之间的幸福可以比较，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幸福感是否可比都还是一个问题。如果幸福可以像称蜜糖一样比较大小，上述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可是幸福只能感觉而无法计量。

   经济学假定人们倾向于更多的物质享受（包括服务）。换句话说，在其它条件相同时，人总希望更多的消费。在市场经济中金钱可以购得各式各样的消费，于是金钱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如果借助于权力也可以得到消费，则权力也成为追求的目标。国民生产总值（GNP）就是用来计量一国生产出多少财富的指标，它是可计量的。两种政策孰优孰劣，只要看何者有助于生产更多的价值。于是一国人民的幸福是否有所增进，只要看GNP的增长率；比较两国人民何者更幸福就看人均GNP的大小。这成为当前国际上认可的评判标准。我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小康标准也用人均GNP翻两番作为目标。

   可是消费能力的增加是否意味着幸福的增进，还是有待反复推敲的。我曾就这个问题和我的房东探讨过。有一天，她开着她新买的丰田牌小汽车送我上班去——这是我们约定的安排，因为我们的寓所很远；没有方便的交通工具；我不会开汽车，也没有汽车，所以送我上班是我租她房子的条件。当汽车驰过一幢幢正在建筑的住宅和新落成的购物中心时，我很为这些房子的建设速度吃惊，同时也想到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GNP增长了2倍，人均GNP增长超过1倍的成绩。战后的美国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我猜想富裕程度增加一倍必定是一个很显著的变化。于是我问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你感到自己越来越富裕吗？现在你的开支是否比那时宽裕得多？”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不觉得现在比那时富裕。”我追问她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她想了一会儿说：“那时我们也有汽车，也有自己的住房，吃的东西虽然没有现在的花样多，质量也并不次。”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说：“现在我们是比那时的钱多了，但这是因为我们工作了一辈子，有了积累。就时代的变化来看现在的老年人并不比那时的老人阔绰。那时钱虽然少，可是生活得很有意思。”她的这番话确实说明了幸福并不正比于物质享受。因为如果以物质享受而言，现代人们（不仅是美国人）所享受的肯定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享受的丰富得多，不说别的，光从这40年中新发明的东西就可证明这一点。电视机那时还没有普及，现在则成了生活中的第一享受（以一天生活中的时间分配来衡量）。微波炉、电子表、电子计算器、塑料用品、日光灯、收录机等司空见惯的东西，当时还没有出现，至少没有普及。记得40年代我在大学念书时几乎每星期都要补一次袜子，现今有了尼龙袜，再也不必为补袜而烦恼了。还有尼龙牙刷、的确凉衬衫都为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起了巨大的作用。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于使用这些东西，丝毫也不感到它与我们的幸福有什么关系。我的房东太太开的丰田牌汽车以其平稳舒适和设备的完善性而言，肯定比她40年前的福特汽车强得多，可是她并没有感觉到。如果物质享受确实可以提供幸福的话，那么上述现象至少说明了不同时期的幸福是不可相比的。

   非但“物质享受可以提供幸福”的论断存在上述许多疑问，还有种种迹象表明，一些人物质享受的增进可能导致另一些人的痛苦。如果我的邻居原先和我具有相仿的消费能力，现在他忽然变得阔气起来，非但购置了沙发、录像机和摩托车，而且出入乘坐出租汽车，经常光顾高级饭店。他的变化可能打破我的生活的平静气氛，使我陷入了嫉妒的痛苦，于是最能平我心头之恨的是有朝一日亲眼看到他倾家荡产。嫉妒原是人性中最恶劣的成分，但它又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如果“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确实是我们的政策目标，那么防止那些可能引起周围人群因妒忌而痛苦的变化便是合理的，或者更彻底地，从法律上断绝一切个人发财致富的机会，从道德上谴责一切追求个人消费的权利。幸亏我们对外国人的富有并不妒忌，因为他们和我们并不具有可比性。那么多富丽堂皇的宾馆主要就是为他们造的。不但如此，我们还欢迎他们到中国来投资，赚更多的钱回去。可叹的是我们对自己同胞的发财致富却没有那份宽宏大量的气度，要不信的话，你可以试办一份你的独资企业，看看有多大的困难。如果你居然办成功并且发了财，看看会惹来多少麻烦。

   美国成为世界首富，是否与他的百姓不嫉妒有关呢？回答这个问题实非易事。但至少从一个侧面来看，美国同样有妒忌存在，而且有妒忌得发狂以至于犯罪的事。1963年纽约一个外貌平常的临时工，在一场棒球赛散场之后，驾着自己的小汽车冲上马路旁的人行道，把在这场比赛中获胜的、长得漂亮英俊的英雄压倒。他自己招认，他不能忍受这位相貌出众的运动员那么丰神俊爽，那么光耀夺目。1959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斯旺约诺阿市，一个女大学生用利斧砍倒原先和她同居一室的另一位女大学生，原因就是嫉妒被害人的漂亮。暗杀肯尼迪总统的奥斯瓦尔德的作案动机，从他的信件和屡次复述讲的话来看，就是对幸运的、有成就的同代人感到嫉妒（奥斯瓦尔德因涉嫌犯暗杀罪被捕，但尚未开庭审讯即被一夜总会老板开枪打死，致使此案成为千古之谜。奥的作案动机只能从间接材料中推测）。类似的单纯由于嫉妒而杀人的案子还有很多。我倾向于认为，一般而论，美国人同样具有人类共同的弱点。所不同的是他们知道自己的弱点，因而具有警惕，从制度、法律、社交习惯上避免这种心理被挑动和激发。例如法律规定人有隐私权，人有权对自己的收入保密（只有竟选就任的高级官员例外。他们参与竟选，说明自愿放弃隐私权）。但在别的国家这一点是有争论的，例如在新加坡政府官员如果有大量不能说明来源的财产将以贪污罪被起诉，这说明人无权对自己的收入保密，我国前两年通过的法律援用了新加坡所采用的原则。在美国，银行职员和税务局官员如果泄漏个人收入的信息将被判为犯罪。和人交往中如

果打听别人一个月挣多少工资是极不礼貌的行为。单位的工资单只有会计和主管知道，而且当作密件锁在抽屉里。美国有几百名亿万富翁，要没收他们的财产并不难，只要大多数百姓都赞成，通过法律程序就可以做到（虽然这违反宪法修正案第5款私人财产不受侵犯，但该款认可通过法律程序的此类行为，何况宪法也可以修改）。但多数美国人并不赞成这样做。相反，他们还一再把所得税的累进税率降低，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要研究“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虽然存在上述许多困难，但无疑这个题目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小结：经济繁荣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必须照顾少数不幸者的生存条件。幸福只能感觉而无法计量，因而也无从比较。嫉妒心理极有害于经济增长，应从制度和习惯上防止这种心理被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