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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现在普遍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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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 2009-07-13 19: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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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现在普遍
得了“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
日本人又恨又怕到骨子里了
.....发帖心情.
大陆拍的很多片子里日本人都是很有人性的,不知是怎么回事?
...([#lF%z |?Xs0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国知识分子流行性传染病之一(1)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国知识分子流行性传染病之一 2]*F3uPB3D0r1[v)o0食品伙伴个性空间K,T'`3Q?#OZ6fl 食品伙伴个性空间'w k:zP#[?0L ——“告诉我,先知的竖琴,为何你沉默不响?” d;d\;sz&R*n/S0食品伙伴个性空间w^\9^l ——“他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YY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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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9io ?i0%H CsZ\{!{{0 (2005年访问美国时,听到几位外国学者评论、分析中国知识分子流行性传染病,特别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个性迷失症和集体失语症。其见解独到,启发联想,令人思考。现予以简介,供讨论、分析或批判,欢迎内行高手指正。)食品伙伴个性空间0^^#\xAD ^$U|}$m2lf
HP0 一、什么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食品伙伴个性空间
R uH2y*na 8c;\y p9M6CvHo0 有一年一批劫匪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将银行职员关押在阴暗的地下室中,枪口对着人质的太阳穴,使他们处于绝望、恐怖的面对死亡的悲惨境地。最终人质被解救后,出现了令人意料不到的戏剧性情节:一位女人质要求同一位给她一杯水喝的劫匪结婚。对,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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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0 心理学家认真研究这位银行女职员的心理状态与变化原因,并定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某人A处于对生活、生命绝望的无助状态,面临生存与死亡的最大考验时,突然有另一个人B(即使是凶手、绑匪、罪犯)给A一杯水,使之摆脱饥渴难忍状态,而且并未象A预期的那样:可能被杀死,反而活了下来,恢复了对生活的希望。这样,A对B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由恐惧变成感激,由恨变成爱,B也在 A的眼中由强盗变成了有人性的情人。因此,在最后A主动向B求婚。食品伙伴个性空间(jiXT0QN 食品伙伴个性空间:HoR\*Ie 二、中国也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历。 9v[MZDx)g8p08f+GKP'M$ob0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瑞典出现过,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也出现过,现在和将来还必然会一再出现。 z rwp*}/f,E;?0tI&j}q0 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欠债,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的正义要求。但是,受害者、受难者的普通中国民众的痛苦该由谁赔偿呢?受尽惨无人道的日本毒气弹伤害的毒气弹受难者、受尽摧残的慰安妇、被逼在日本从事多年无偿劳动的劳工们,还要到战败国、侵略者的日本去找法院上告,请求日本法官作出公正的判决。虽然我们确实是战胜国,是受害者,是正义的一方,但是一次次遭到屈辱的失败,日本法院对中国受难者的判决书都是拒绝赔偿、拒绝道歉、拒绝认罪,典型的日本式裁决结果。另一方面,根据默契,日本带有战争补偿性质的日元对华贷款、赠款,成了恩赐性的基金。获得带有战争赔偿性质的日元贷款、赠款,需要中方向日方申请项目,由日方审批、发放,而且日方限制用途,如第五次日元贷款项目限定于环境、教育、西部脱贫等方面。前几年,在日本大使馆介绍日元贷款、赠款的公开会议上,我曾当面向日本公使先生请教三个问题:食品伙伴个性空间H,m0I I"h2m#j V!LP5L}UB;l0 1、公使先生说,要向日本人民解释,中国是一个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赠款的大国,为什么日本要向中国提供贷款、赠款。其实很简单,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受了很大损失,但是没有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现在日元贷款、赠款带有战争赔偿性质。食品伙伴个性空间|6b!`P\mAWZ(o $MC~I!ckM.H0 2、日元贷款限定用途,只能用于环境、教育、扶贫,日方担心用于工业,会加强中国国防。但是,日方指定的用于贷款的方向与项目,是没有近期经济效益和回收期极长的。这样,愈多取得日元贷款,会不会变成日后很难偿还的经济负担?成为后几届中国政府的沉重债务负担? 1]$e;][S+P6X5O02^a@9T"Y-^W?0 3、中国与美国贸易顺差,与日本为贸易逆差。日本经济停滞,日元已经跌到低谷,可能升值,而美元有可能贬值,以人民币折算,将来外汇汇率变化。中国会不会以更多的实物才能偿还日元贷款?日本银行利率是零利率,而日元贷款是不是要4.3%的利率?这样算来,日元贷款是援助中国还是援助日本财团? ;ri2?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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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 日本公使未能给予令人满意的回答,他只说,你们总理答应不要战争赔偿的。外汇汇率变化的影响,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考虑。至于这些日元贷款项目,应该有经济效益。实际上,在会上一位日本专家评估陕西丹凤县用日本赠款帮助一所小学的效益时,主要的结论是中国这所小学的小孩子对日本的印象变好了。食品伙伴个性空间P#lC6}GKE 1zThA;~0 令我十分惊奇的是,在我发言之后,一位获得日元赠款建学的A县的女同志,公开向日本公使表示“我们感谢日本赠款”,“我们还要申请日元赠款。”她对公使的诚挚、热情的态度和强调“我们”表示与姚监复等“他们”划清界限的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使我感到大为不解。会议结束后,一些中国记者和官员索要我的名片,还有一位日本记者要同我讨论、辩论,我只回答了一句:“抗日战争时,我看见过被日本飞机炸死的小孩的尸体,我永生难忘。”但是,我不理解那位A县女同志的心理状态。现在,离那次会议已经4年了,我才懂得,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中国的一个表现。我想起了那位斯德哥尔摩银行的女人质的表现。 Cl0Ec"FNtv1k&Z&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