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我们弟兄三个的都知道,三兄弟中,最笨的要数大弟。大弟比我小两岁,6岁的时候,我就能识别从零到十的数字,能背诵简单的唐诗。小弟比我更绝,因为父母的费心教导,4岁他已经能歪歪斜斜在纸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只有大弟,7岁念小学一年级,上学第一个星期,就因为死活不能正确发出啊哦呃的拼音,被老师将手板打得通红。
17岁那年,我念高中,大弟念初三,小弟念初一。因为父亲的一场病,家里欠下了许多债,实在没有钱供我们三个读书。母亲用无助的眼神望着大弟,试图说服大弟辍学,理由是我和小弟的成绩向来很好,而大弟从小到大的分数都是全班倒数几名。大弟当时的反应,压根没在我意料中,他竟然嘿嘿憨笑着告诉我们,不读书好,他早就想不读书了。母亲释然开怀的同时,又暗暗担心。一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母亲当时的原话,“这孩子,真是笨,不让他读书,他还高兴。”
就这样,我和小弟留在了学校,大弟则背着书包回来。15岁的他,开始过早地跟社会跟
生活打起了交道。在母亲的安排下,大弟被送到镇上一家铜艺招牌
制作店,以学徒工身份在店里学习招牌制作的手艺。我曾经去看过他几次,每次过去,大弟瘦弱的手臂,都抡着锤子奋力朝一个又一个铜做的或者不锈钢材料的
工艺字上面敲。锤子敲打金属发出的刺耳的声音,以及大弟因奋力敲打而淌出的满额的汗,让我跟站在我对面的大弟,俨然成为两个世界的人。我问大弟:“这么辛苦的事情,你干吗做得这么起劲?”抹一把额上的汗,大弟说:“我这么笨,不做这种事情,还能做什么事情。”大弟的回答让我心疼,我曾经不知多少次悲壮地想过,一定要发愤读书,要有所作为,要将大弟从这种水深火热的生活中拯救出来。
19岁,我考上大学。在我度过美好的大学时光时,大弟也在那家招牌制作店日复一日继续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只不过,每年寒暑假回家,在大弟嘿嘿的憨笑声中,母亲不无欣慰地一次次告诉我:大弟的手艺有了长进,他开始每月固定在招牌制作店领工资了,大弟的手艺长进得连招牌制作店老板都自愧不如,而且老板还看中大弟的笨,决定将店里大小事情放手交大弟打理,自己则全心去发展业务……
几乎每个假期,母亲都有关于大弟的好消息告诉我,甚至我和小弟读书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源于大弟节节攀高的工资。等到我大学毕业,因不满学校分配的
工作,决意南下来深圳打拼时,大弟已离开那家店,打算在镇上开一家同样的招牌制作店。南下深圳的晚上,因为手上的钱不够,大弟从他开店的钱里,拿出一部分死活塞到我手上。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从前那样悲壮的拯救大弟的想法,不知不觉在大弟手艺和工资的进步中慢慢消失了。望着面前被体力劳动打造得高大强壮却依然不善言辞的大弟,有一种愉快和钦佩兼有的感觉,在我内心里慢慢升腾。我知道,大弟压根就不需要谁的拯救,他自己完全能拯救自己。
开店以后,大弟的生意不错。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第一个月,大弟小小赚了点钱,第二个月,大弟赚的钱翻了一倍。不过,那段时间,大弟不知有多辛苦。为了尽量争取到更多客源,大弟白天在外面一家商铺一家商铺地跑,晚上就守在店里,和仅有的一个工人干到深夜,不将第二天说好交到别人手里的事情做完,决不肯休息。一天凌晨,实在是太累了,他竟然端着杯子,坐在椅子上呼呼睡着了。母亲见大弟迅速地瘦下来,心疼得一个劲儿劝他,别这么拼命,答应的货晚一点送给人家也没关系。大弟听了,使劲儿摇头,连声说不行不行,答应什么时候送就一定得什么时候送。
母亲没有吹牛,这几年春节回家,大弟的生意看起来比她描述的还要火。有一年春节,为了赶一个正要开张的超市的招牌,又不妨碍店里的工人过年,年三十那天,大弟就一个人守在店里,结结实实地加了一个白天和一个通宵的班。镇上的熟人说到大弟,很多都说,要制作招牌,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准是大弟。“价钱公道,不摆架子,踏实忠厚,交货及时,质量能得到保证。”这是镇上人们对大弟普遍的评价。母亲说,不少得到甜头的生意人称,做生意还是要跟大弟学习,大弟其实一点也不笨,顾客要的就是生意人对自己的忠诚。
在母亲的叙述中,我笑起来。群众的眼睛永远雪亮,他们对大弟的评价十分公正。是的,我的大弟其实一点也不笨。15岁那年起,大弟就能坦然接受自己的笨,一路踏实走在他那条不平坦的路上,不左顾右盼,还时刻遵循真诚做人的
标准,这才是真正大智若愚的
聪明。换了我,要是在初三那年辍学,也许就牢骚满腹时刻记着上天待我的不公平,百分百不可能在那家招牌制作店一干就是5年,说不定直到现在仍由于抱怨由于不肯吃苦而一无所成……想到这,我不由暗暗后怕。第一次,我有了向大弟学习的念头,在很多方面,大弟都要远远优秀过我,他现在的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以后的日子里,我知道,我应该尽力去做的,并不是如何变得足够聪明,而是如何向大弟的那种笨靠近,是时刻都记着坚韧地忠实地真挚地,就像大弟那样地待己和待人……
有一种笨,叫聪明。在这种笨面前,再聪明的人,回过头来看,他也会发现自己其实才是真正的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