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本来是个外来词，何谓“知识分子”？不同的人有过不同的解释，18世纪，一个俄罗斯作家拉吉舍夫曾写下这样一句话：“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有人说，就在这一瞬间“知识分子”在俄罗斯大地上诞生了，这是对知识分子精神内涵的理解。法国人认为“知识分子”是和左拉的《我控诉》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但是，在我们这里，特别是主流媒体和官方的话语体系中，通常使用 “知识分子” 这个词是有着特定含义的，那就是作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教师、医生、作家、律师、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研究者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一概都被叫做“知识分子”。
如果我们把前者叫做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将后者称为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两个概念之间，也有交叉和部分重叠的地方。即便从职业角色来说，长期以来，知识分子阶层代表的也是社会中比较进步的部分，他们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阶级斗争年代，之所以成为排斥、打击的对象，就是因为他们比工人、农民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具备基本的思考能力。他们从事的非体力劳动因此受到空前的蔑视，他们被看作是必须依附于“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的复杂劳动在简单的体力劳动面前，仿佛就是一种耻辱，所以他们大部分人成了“臭老九”，被打入社会阶层的最底端。这段痛史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定记忆犹新，终身难忘。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显著变化，他们被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掌握的科学技术此刻成了生产力，拥有文化知识不再是一件羞耻的事，经济改革需要他们的参与、奉献和创造，他们开始重新抬起头来做人。1977年高考的恢复，知识分子的翻身，这都是时代转换的重要信号。但是，整个80年代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在高校等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一度弥漫着不平和怨气。那个年代，个体户喝了头一口气，率先成为富起来的人，刚刚承包了土地的农民和国有企业的工人，都还是早期经济改革的受益阶层。“脑体倒挂”现象刺激着知识分子的心灵，“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等等，就是那个时候流行的顺口溜。
进入90年代特别是最近的十来年，情况悄悄发生了变化，当人们在21世纪的今天蓦然回首，变化之大常常令人瞠目结舌。总体上，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与80年代相比已有了很大的好转，特别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收入，有了天壤之别。也就是这个时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职业阶层出现了高度分化，不再是以往那样的铁板一块，足以自己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阶层，而是像散了一地的珠子，分别滚落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去了。其中，知识分子的上层进入了掌握最大多数资源、居有绝对优势的富人阶层，这包括经商的、从政的以及各类明星，已位居社会中心，或接近中心，笼罩在鲜花、掌声、财富的光环之下。经济收入不上不下的知识分子还在挣扎之中，努力改善自身的处境，活得并不轻松。知识分子的下层则已被边缘化，生活处境和上层社会的奢华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同在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的收入、地位也有很大区别，每个人因为追求、才能、人品和许多偶然的因素，个人的处境可能完全不同，这与每个人大致上属于哪个阶层关系不是太大。
同是脑力劳动的职业，大学教授和小学教师的地位、身份、收入，一切都不可同日而语。担任行政职务的知识分子与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截然不同。同样的学历、学位、年龄、地域，在非垄断性行业工作的人与那些在带有垄断性的电信、税务、电力、金融等行业就业的人，公开的经济收入就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还不考虑灰色收入等其他因素。同是作家，有人年收入上千万、名列富豪榜，有人一年不过拿干巴巴的几万元工资。国家税务总局将大中学教师、医生以及律师、会计师、审计师、税务师、评估师等都列入了“高收入个人”，其实，即便同是一所大学的教师，教授与副教授、讲师、助教之间，教授与教授之间，不同学科的教授之间，经济收入上也天差地别，有些大学工资收入的等级拉得很大，最高的与最低的相距在10倍甚至几十倍以上，还没有计算其他非工资性的收入和好处。一年多前，《中国青年报》曾刊登一篇报道《大学教师薪酬调查：富教授年收入超过百万》，透露了许多有关信息。
可以说，职业知识分子这个人群，还没有一个时代像当今这样高度分化，从经济地位的两极化到思想上的五花八门、甚至针锋相对。赢家通吃，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仅是今天整个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现实。所以，我们很难单纯去谈话知识分子问题，同是知识分子，每个人的处境有可能完全不同，这当然不是自今日始，但很少有像今天这样分明和严重的。简单地说，我们今天很难泛泛而论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他们之间，哪怕是同在一个单位，也完全可能相去千里。
经济处境上的剧烈分化，反映在知识分子精神层面上的分化同样显著。过去我们常说知识分子有关怀民族命运的传统，现在的知识分子则是一个被撕裂的群体，很少有共同的利益，更无共同的精神目标、道义诉求，由于知识分子被分别嵌入了其他的社会阶层，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也随利益分化而各有所求。最根本的是，在一个空前的物质化时代，穷怕了的中国人[不光是知识分子]对物质的膜拜远远超过了对精神世界的关注。中国本来就有很久远的实用理性传统，而这个时代把这种实用理性发挥到了极至，知识分子与商人、工人或其他不同分工的职业群体变得越来越相似，目光似乎日益短浅，惟利是图成为整个社会的中性词乃至褒义词，人们只关心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于超越物质和世俗层面的一切不屑一顾，对自己眼皮底下的那些得失很在乎，在名利场上可以不顾一切，奋力拼杀。人间的正义、公平、自由等等听起来空洞而不切实际的价值、理想，正在渐渐远离甚至退出许多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
有人说，在许多号称“精英”（不光是知识分子）的人中出现了一种相当普遍的“宠物化”倾向，以做“宠物”为荣，处处炫耀、显摆自己的“宠物”身份。台湾作家龙应台很惊讶，她在和大陆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时候，发现饭桌上人们只谈房子、车子、孩子，很少有公共话题。什么国家命运、民族未来已经不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什么位置。确实，这个时代许多人只关心什么牌子的汽车，什么样的房子和装修，并在这当中获得满足。用哈维尔的话说，这属于蔬菜、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与遥远而深邃的星空无关，无论这一切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选择结果。
当然，我无意苛责这类知识分子的选择，他们也是凡人，只是血肉之躯，人类的本能，人性的自然趋向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取向，作为一个职业的知识分子与其他职业的人群并无什么不同，其他的职业群体也绝对好不了哪里去。人们更多地追求物质层面的东西，并从中获得自我肯定和安慰，这原本是正常的。他们中有许多人为了保证这样的生活现状也活得很累，也有很多的苦闷和牢骚。每个人都不过是环境的产物，性格决定命运，更多的人总是适应环境，只是极少数人能摆脱环境的束缚，展开自己的翅膀。事实上，在大多数的时代，多数人的选择总是顺应环境的，也不只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忧虑的焦灼，主要是觉得底线被突破了，以往，无论时代如何黑暗或者不公，总还有一条道德的底线、人道的底线，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这些做人的基本底线，在每个人心目中起码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是不可挑战的。今天，在一个迅速变化的转型时代，在一个每个毛细血管都被调动起来向钱看的时代，医生的医德、老师的师德越来越多地遭到社会公众的质疑，大学校园里的丑闻经常见诸报端，光是不断曝光的大面积的学术腐败，那么多抄袭、剽窃的论文，就足以让人感到羞耻，感到斯文扫地。底线的不断沦陷，才是良心未泯的人们忧心忡忡的主要原因，人们才普遍怀疑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是否出现了问题。
此外，之所以我们会对“知识分子”潜在地怀有一种期许，恰恰是因为我们常常把职业知识分子与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标准混合在一起。如果用精神标准来衡量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事实上，90年代以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也处于成长当中，而且不断地成熟起来，一个精神上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渐渐浮现出来，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物质的喧嚣完全淹没，只是需要人们仔细地去聆听、去鉴别，与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的壮怀激烈、满腔热忱相比，现在的知识分子可能变得冷静多了，对自己的定位更准确一些，想问题也更深入、更清晰了，他们中许多人已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知道自身在推动社会进步时的位置，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型的艰难，不再有那种舍我其谁的夸张和豪情，不再有包打天下、担当救世主角色的幻觉，他们深知自己“生活在此处”，不逃避，不苟且，直面现实，从容笃定地向前迈进，进得一步就是一步，不指望一步登天，不幻想天上掉个大馅饼，不怀抱毕其功于一役的宏图大愿。虽然与整个庞大的职业知识分子群体相比，也许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但这不是问题。拂去五光十色、让人眼花缭乱的种种表像，这些知识分子能在一个虚无和拜物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在外在权威和内心理想的挣扎中成熟起来，在大众传媒视野往往不及的地方，在这块积淀着历史苦难的土壤上，不断地生长起来，这本身就足以让我们感到欣慰。他们当中不仅包括一些学有所成、在自己专业领域已有建树的学者，也包括许许多多分散在各个行业、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的普通人，他们思考、关怀的问题却是大致相同的，他们身上的责任感、公民意识正在一天天显露出来。在互联网上，以70后为主体的年轻一代，日复一日，包括个人博客等方式在内，表达自己的意愿，脚踏实地，思想并行动着。这恐怕也是以往的时代不曾有过的一道独特景观。
这种思想的力量常常是无形的，和强大的无所不在的世俗力量相比，表面上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但是，我相信人类的存在从来就不仅是物质存在，推动人类进步的根本力量从来都蕴涵在思想当中，真正的知识分子力量就在思想中。知识分子的分化是社会的趋势，是泥沙还是金子，要经过岁月的淘洗，是金子总会沉淀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最终还是会超越物质的羁绊，发出时代的真实声音，担当起批判的角色，肩负起他们该负的那一部分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我并不是很悲观。